這幾天,Threads 和 FB 滿屏都是蔣萬安與沈伯洋辯論的切片短視頻。
我沒有看完整場辯論,也不熟悉台灣市政,也不便評論政治立場與政策內容。不過,從看到的片段及一些評論來看,從演講呈現的角度,聊聊我以前有提到的逐字稿和即興講道的不同。
沒想到吧,這樣的政治熱度,竟然也能蹭到講道學上來,佩服我自己😄
蔣萬安顯然準備充分,內容組織完整,數據具體,表達四平八穩,口誤也少,甚至好幾個有力排比句的攻擊點明顯是經過排練的。但看稿頻率太高了,講稿痕跡明顯,有時都答不對題,顯然少了些即性交流的自然感。有內容,卻有點悶,有「背稿感」。
沈伯洋則呈現另一種風格。不太依賴講稿,但顯然,準備不是很充分。但表達自然,臨場反應靈活,口語化,偶有金句。但有時論述不夠集中,出現重複、停頓,也欠缺足夠的具體內容支撐。有溫情,但內容不夠扎實。
當然,這只是有限片段留下的印象,不足以評斷整場辯論的勝負。
應用在講道學上,講道者尤其需要警惕對「口才好」的路徑依賴。內容準備充分,不等於表達有效;表達自然流暢,也不等於內容充實。
好的講道,既不是照本宣科,也不是信口開河,而是讓充分預備的內容,在現場得到最自然、有力的表達。
逐字稿、講道現場和Ai眼鏡
前段時間,有人給我介紹AI 眼鏡,他說自己開始嘗試戴 AI 眼鏡講道,試過兩次,效果不錯。我點心動想試試。😄
過去我常有分享,我一直糾結逐字講章這件事。自從做牧會牧師之後,我就多用逐字稿講道。但好像也慢慢被困住了。
客觀來說,逐字稿當然有它的好處。講道比較完整,臨場出錯比較少,也不容易突然失語。所以,如果只是「聽」我的講道,可能會覺得很流暢;但如果「看」我講道,就會發現一個很明顯的問題:我常常低頭看稿。
但是,如果我們把講道理解為一個「event」,那麼講道就不只是把預備好的文字準確地說出來,而是一件發生在講員、會眾、經文與聖靈之間的現場事件。
從這個角度來說,太依賴逐字稿,未必是一件好事。因為講道需要眼神,需要停頓,需要感受現場,需要講員真正「在場」。
不過,討論這個問題我會區分兩種講員:長期牧養同一群會眾的牧會牧師,和經常受邀到不同地方講道的大會講員。
很多大會講員講的是自己非常熟悉的經文、故事和信息,即使在不同場合有所重複,也沒有太大的問題。但牧會牧師不一樣。每個禮拜面對的都是同一群人,一個故事、一個例子講過了,會眾可能都記得。
而即興講道最容易出現的一個問題,恰恰就是重複:熟悉的故事又講了,順手的例子又用了,甚至連表達方式都可能不知不覺地重複。
所以,對牧會牧師而言,逐字預備有時不只是為了「講得準」,也是在幫助自己避免落入熟悉的講道路徑依賴裡。
但另一方面,我也不願意否定逐字稿。
因為我相信,聖靈不只在講台上工作,也在書房裡工作。講員逐字逐句預備講章的過程,同樣可以有聖靈的感動、光照與參與。所以,逐字稿本身也可以是一種祝福。
那麼,有沒有可能既保留逐字預備的好處,又減少講台上低頭讀稿的限制?
AI 眼鏡或許提供了一個可能。
其實這有點像政治人物演講時使用的「透明玻璃台式提詞機」(常被稱為總統提詞器)。台下的人看不見文字,講員卻可以面向聽眾,把預備好的內容完整地表達出來,而且非常精彩。。
AI 眼鏡會不會讓逐字稿不再成為講員與會眾之間的一堵牆?😄
在 Threads 看到這個帖子,有一些感想。經過原作者同意,截圖分享。
一方面,很佩服作者真的一句一句聽、逐字打出來;另一方面也有點驚訝,原來這麼認真分析講章,竟然是出於對這位講員的不喜歡。😆
同時,AI 時代也讓分析講章變得越來越容易。AI 可以幫助整理講章結構、分析論證、找出重復的語言,甚至比較同一位講員不同時期的信息。甚至能讀出講員的靈性和人格。
換句話說,今天的講道,比以前更容易被仔細閱讀、反復檢視,甚至被拆開來分析。
這對傳道人其實也是一個提醒:AI 越方便,講道反而需要越嚴謹。
但我所說的嚴謹,不只是「每一句話都要小心,不要被人抓到錯誤」。如果只是這樣,最後可能只是讓我們講得越來越安全,也越來越沒有話說。
我要表達的是,傳道人今日世代比任何時代都需要嚴謹地詮釋:詮釋經文,也詮釋講道的對象,以及他們所處的文化⋯
昨日查經,讀到《啟示錄》十九章裡兩場極具對比的筵席。
一場是羔羊的婚筵:「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19:7–9)赴宴的是蒙救贖的聖徒,穿著光明潔白的細麻衣;經文特別說,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筵席上吃什麼,經文一個字也沒有提。重點只有一件事:羔羊終於與祂的子民相聚,這是等待已久的喜樂。
另一場是神的大筵席:「你們聚集來赴神的大筵席。」(19:17–18)這一次,受召的卻是飛鳥;席上的食物,是君王、將軍、壯士,以及那些聚集軍隊、企圖與騎白馬者爭戰的人(19:19)。
這幅畫面充滿反諷。他們以為自己正在調兵遣將、決定戰局,最後卻不是筵席的主人,也不是尊貴的賓客,而成了席上的肉。地上最有權勢的人,在這裡連旁觀者都不是,只是飛鳥的食物。
更諷刺的是,這些君王不是被拘捕、被拖來作戰;他們是自己聚集,主動選擇與基督爭戰。飛鳥受召而來,只不過是收拾他們自己選擇的結局。
兩場筵席之間,沒有中立地帶,也沒有第三張桌子。你若不是那個穿白衣、赴婚筵的新婦,此刻其實已經是另一桌的食材,只是還沒被端上來而已。
啟示錄從不問你站在哪一邊「觀看」審判,而是問:你在哪一張桌子上。
確實沒想到,這次華福大會莊牧師的講道會引起這麼大的討論(估計他自己都有點蒙😆)。只是我覺得,「保羅新觀」在這場討論中實在有點被當成了稻草人,反而讓華福講台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失去了焦點。當然也很好,至少意外促成了一波關於「保羅新觀」的神學討論。
我認為,這次事件更值得從講道學的角度來探討。這不只是我上次文章所談的,華福這次去中心化的「講台共同體」;也包括單獨一篇講道本身如何成為一場語言事件(speech event),就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問題:
1、反題式修辭(rhetorical antithesis)的講道語言,究竟可以承載多大的張力?
2、講員的 intended meaning 與聽眾的 received meaning,為什麼會產生如此大的距離?
3、當口傳的講道被截取、轉述、文字化,原本依靠語氣、上下文和現場氛圍所承載的修辭張力,又會發生什麼變化?
4、甚至,當敘事的力量走在命題之前,講道如何兼顧敘事的衝擊力與神學表述的精確性?
這也讓我想到這次參加吉隆坡公共神學大會,所提交的論文關注的問題:當數位時代的講道放到YouTube上之後,所進入的已經不只是一個「網路空間」,而是一個由平台規則、演算法與公共互動共同建構的新公共領域。
同時,這個領域的負責任的公共性卻是被懸置著的。一篇講道講完之後,可能被剪輯、截圖、切片、轉述和評論,一句存在於二三十分鐘脈絡中的話,也可能被抽離出來,成為判斷一個人神學立場的證據,帶來誤解和傷害。因此我認為,講員與聽眾如何在其中實踐一種「負責任的數位公共性」(responsible digital publicity)」,應該是今天講道學需要面對的新課題。
因此我們可以探討:這次事件如何幫助我們重新理解講員、信息、語言、數字媒介與聽眾之間複雜而動態的關係?
從這個角度看,這次華福講台的爭議,或許正好為今天的華人教會留下了一個很好的講道學homiletical case study。
(夜裡醒來睡不著,再看到白天Ben牧師的文字,也想寫幾句。寫完了更睡不著了😆)
「講道並非發生在真空之中。它有其宣告所指向的人,也就是身處一個非常具體的當下、在具體的地點與具體的時間中的具體之人。既然講道所面對的是一位具體的聽眾,那麼講道就必須具有高度的個人性。」
“The sermon does not take place in a vacuum. It has a human counterpart at which its proclamation is directed, i.e., specific people in a very specific type of present, in a specific place at a specific time. Having a specific hearer to address, a sermon must be very personal.”
— 卡爾巴特 Karl Barth, Homiletics
🤖 Made with AI
其實,我蠻喜歡大會早上三堂信息的設計,一堂釋經講道,接著兩堂主題信息,多是應用性的類似專題分享。時間都是30分鐘之內。
昨天高牧師的信息,是很典型的歸納式釋經講道:透過字義、文本結構與經文互涉(intertextuality),逐步引導聽眾進入經文,最後帶出放下「我群主義」的應用,有戛然而止的感覺,但是接下來的兩堂主題信息進行了應用性的回應。
今天馮牧師的信息,則更像是聖經神學式講道。他梳理《使徒行傳》多處經文,透過初期教會的敘事,呈現福音使命的展開。隨後兩位講員的主題分享,一位從社會責任與服事切入,一位從核心福音出發,共同構建出「整全福音」的圖景。相較之下,今天的信息較為輕鬆,有「鬆弛感」,其中宣教士的故事尤其令人感動。
但有一點觀察讓我很有感觸。陳維恩牧師分享時,多次小心翼翼地澄清:我強調核心福音,並不等於否定社會關懷;這不是非 A 即 B 的選擇。他還舉了一個生活例子:「我想吃麥當勞,不等於我恨 KFC。」
這其實反映了我們這個世代的處境:在極端對立的氛圍中,我們很容易落入二元對立的敘事。或許,我們需要重新學習融合,建立「光譜意識」,看見不同重點之間不一定彼此排斥,也可能互相補充。
事實上,華福大會本身就展現了巨大的包容性與豐富性。因此,我們也需要以更寬廣的視野,理解每一天的信息、敬拜與 Workshop;不是急著判斷彼此,而是學習聆聽整體,一同看見福音更完整的圖景。同時,遇見不一樣的看法,甚至批評,我們也應該以笑以待。
今天早上(华福大会第一天)的三場信息都非常精彩,無論神學深度、經文掌握,還是對時代的回應,都令人受益良多。
若從講道學角度觀察,我有一點想法,希望能有客观的分享。
首先,這次大會採取多講員、短講的模式,不像過去同類大聚會動輒一個半小時以上。我認為這樣的安排很好,更符合當代聚會的節奏。
但是,或許因為時間有限,今天的信息整體偏向命題式宣告,敘事性的鋪陳相對較少。講員或因為大會講台的份量,而自覺性地要在有限時間內,把神學論述、經文分析與時代回應講得清楚而扎實,因此原文、文本結構與神學反省的比重都相當高,這也是今天信息的一大特色。
即使在應用部分,卻也多是斬釘截鐵、情感迫切的呼籲;即使穿插故事或個人經歷,也往往快速推向情緒高潮。我不禁思考:是否還能讓敘事本身多承擔一些引導聽眾進入真理的功能?少一點直接宣告,多一點故事的鋪陳,或許能讓信息在厚重之外,也多一些鬆弛感,給聽眾更多共鳴與想像的空間。
這未必是對錯,而是重信息短講模式下的一種張力,也是一個值得講道學繼續思考的課題。
當然,在視頻平台時代,講道的果效早已不只發生在現場,而是延伸到之後一次次的觀看、分享與重播。因此,紮實的內容與可持續傳播的信息品質,顯得比以往更加重要。
在首爾轉機中,微博看到的都是周星馳新電影《功夫足球》,熱度很高。
評論幾乎呈現兩極化。一邊是許多年輕觀眾說很好看;另一邊,那些買票看完電影說「不再欠星爺的票」的人,多是過去看盜版港片長大的一代。看完後表示:「以後不再買星爺的票了。」理由大多是:形式老套、笑點太低、無厘頭的套路早已熟悉。
我完全可以理解。事實上,星爺近幾年的作品,像《美人魚》、《新喜劇之王》,我都沒有看過。好幾次平台上機會看,我都沒有點進去。也許,是想保留一種屬於青春的懷念。
我一直認為,周星馳極具情懷,早點的小人物電影讓人懷念,現在能與他相媲美,只有我喜歡的「五條人」樂隊。
同時,周星馳始終是一位極具代表性的「解構大師」。他曾說自己不知道什麼是後現代思潮,但他的電影,卻被帶進哈佛大學的哲學課堂中分析。
回頭看他的作品,確實充滿了各種解構。
他用猥瑣又市井的零零發008,解構了瀟灑英挺的007;用一首「Only You」,解構了人們對唐僧的莊嚴想像;用一碗黯然銷魂飯(叉燒飯)解構了名貴的佛跳牆;用《少林足球》裡滿臉痘疤的阿梅,解構了傳統美女形象,也順帶解構了足球本身的規則與敘事;更不用說《西遊》系列裡的大聖,幾乎被解構得面目全非,卻也因此成為另一種經典。
所以,年輕人喜歡,是真實的;中老一代不喜歡,也是真實的。
一部電影,本來就不需要迎合所有世代的文化經驗與審美趣味。誰規定一部作品,一定要適合每一個人?
或許,我們真正需要接受的是:每一代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周星馳。
最近在思考和研究短影音(TikTok、Reels、YouTube Shorts)和 AI 對講道的影響,翻出了幾年前買的一本小書:《Why Johnny Can't Preach》。
書名看起來有點不正經,書也很薄,但內容卻很嚴肅。作者比較保守,談的不是講道技巧,而是:媒介如何塑造講道者,甚至改變信息的呈現方式。
這本書出版時還沒有 TikTok等短視頻,也沒有 ChatGPT,但他已點出一件事:媒介改變,人也會改變,或信息也會改變。
今天我們談媒介,往往關心的是:短影音文化如何影響聽眾?或是我們如何在短影音、AI 時代,更有效、更負責任地傳遞信息給聽眾?
但這本書問的是反過來的問題:媒介不只改變聽眾,也在改變講台上的那個人。
作者借用媒體生態學的觀點指出,電子媒體不是中性的工具,而是一種會重塑使用者認知習慣的環境。當人習慣影像化、片段化、快速切換與被動接收資訊,便可能逐漸失去深度閱讀、嚴謹思考與精準表達的能力;而這種改變,最終也會反映在講道上,信息變得空泛、充滿套語,甚至失去對經文本身的細緻聆聽。
面對 AI 與短影音的浪潮,我們總習慣把目光投向外面,但事實上,傳道人更應該關注我們自己,AI和短視頻在塑造聽眾時,也正塑造牧師、講道者。
真正該怕的,或許不是 AI 寫出比我更好的講章,而是我漸漸失去了那個與經文搏鬥、慢慢孕育出一篇講章的過程。
或許有一天,我們會無比懷念那些熬夜預備的日子:與經文角力到深夜,被自己思考的一句話擊中而淚流滿面,直到信息成形那一刻,心裡湧上的巨大喜悅。
今天查經《啟示錄》第十七章,最讓我震撼的,不是大淫婦的奢華,而是她最後竟然和獸反目成仇。
起初,大淫婦騎在獸上,似乎掌控著牠。她擁有財富、影響力與榮耀,與政治權勢、經濟利益彼此結盟,看起來牢不可破。然而到了十七章15–18節,劇情卻急轉直下:獸和十角竟然開始憎恨淫婦,奪去她的一切,使她赤身露體,甚至將她吞噬焚燒。
這一幕揭示了一個事實:邪惡的聯盟,終究不會忠誠。
舊約先知早已描述過這樣的景象。神使列國彼此攻擊、互相殘殺(參結三十八21;亞十四13),邪惡勢力最終不是彼此成全,而是彼此毀滅。當人以為權力可以帶來安全、利益可以帶來保障時,最後往往發現,自己反而成了權力和利益的犧牲品。
這段經文對今天的教會,也是一個很深的提醒。
教會活在世界中,難免會接觸政治、資源、市場與文化。我們也可能期待借助政治影響力來保護信仰,借助市場邏輯來擴展事工,借助流量文化來證明價值,借助成功人士來提升教會形象。這些本身未必都是錯的,它們也可能成為神普遍恩典的一部分,被善加使用。
然而,真正需要警醒的是:我們是否不知不覺把盼望放在這些力量之上?事實上,過去幾年,美國福音派在這方面吃了很大的虧損。
當教會開始依賴權力來維護自己,依賴資源來建立安全感,依賴世界的標準來衡量成功,就可能慢慢失去福音的自由,也失去先知性的見證。原本以為自己是「騎在獸上」,最後卻發現,真正被駕馭的是自己。
同時,我們也需要明白,世界的權勢本來就是暫時的,也是善變的。權力不會真正愛人,利益不會真正忠誠,世界的體系也不會真正保護教會。
但十七章並沒有讓人停留在恐懼之中。因為在整卷《啟示錄》裡,真正得勝的不是獸,也不是巴比倫,而是羔羊。
所以,教會真正的安全,不是騎在獸上,而是忠心跟隨羔羊。
祭壇下殉道者靈魂的呼求
昨天繼續查考啟示錄14章,一直以來,啟示錄讓我覺得最心酸的畫面是第六章9-10節。
那段經文,羔羊揭開第五個印。天上的祭壇底下,有一群被殺之人的靈魂。他們是為神的道、為信仰忠心到底的殉道者。
他們發出一個低沉卻揪心的呼喊:「聖潔真實的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幾時呢?」(6:9–10)
最令人難受的,不只是「流血的冤」,而是那一句:「要等到幾時?」他們沒有咒罵,沒有失控,只是在等待中發問:主啊,還要多久?
然後,啟示錄繼續往前走。
到了第十四章18節,同樣是這個祭壇。這一次,從祭壇出來的,不再是呼喊,而是一位「有權柄管火的天使」,開始向地上執行收割的審判。
到了第十六章7節,祭壇中再次有聲音傳出來:「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斷義哉、誠哉。」
從:「要等到幾時?」到:「義哉,誠哉。」啟示錄形成一個極強烈的對比與翻轉:
6章:祭壇下,是殉道者等待中的呼喊。
14章:祭壇中,開始發出審判的命令。
16章:祭壇中,頌讚神審判的公義。
同一個祭壇。從等待,到審判;從眼淚,到頌讚。
這不是巧合,而是啟示錄極深的神學佈局:
那位從祭壇出來執行審判的天使,正是在回應祭壇下殉道者長久的呼喊。神沒有忘記他們。那些看似沉默的歲月,不代表神沒有聽見。
讀這段經文,我會想起歷史上無數殉道者的故事,也想起今天仍在逼迫中的傳道人和弟兄姊妹,甚至一些認識的牧者。
這段經文很沉重,卻也很安慰。它提醒我們:
那些在黑暗中的呼喊,神都聽見了。祂的公義或許不是立刻來到,但絕不會缺席。
「要等到幾時?」祂記得。祂也必回應。
我是收集了一些講道學方面的書籍,自己都忘了7、8年前買的這本書,最近要查考講道公共性的資料才重新翻了出來。
這本書很薄,書名與封面也都不太嚴肅,但作者卻極具份量。
O. Wesley Allen Jr. 是當代新講道學(New Homiletics)相當具影響力的人物,也曾擔任 Academy of Homiletics 主席。
本書其實談的是一個非常沉重、也越來越無法逃避的問題:
講道,究竟能不能談政治?
或者更準確地說:
當福音必然涉及公共生活、社會公義、族群議題、移民、貧富、權力、文化與倫理時,傳道人如何「講政治」,卻不變成替候選人助選?不逃避公共議題,但不被黨派綁架?
這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事。
Allen指出,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之後,北美教會已經很難再用「教會不談政治」這句話,來迴避公共議題。因為很多議題本身,已經直接進入了教會、家庭、族群與信仰生活之中。
換句話說:問題已經不是「要不要談公共議題」,而是:你要如何負責任地談。
如何既不把講台變成政論節目,卻又不對時代失語。
如何讓講道具有公共性,卻不淪為黨派化。
如何談公義,卻不只剩意識形態。
如何面對社會議題,卻仍然讓福音成為中心。
這也是我最近在關於講道公共性課題的思考。
但是顯然, 作者O. Wesley Allen有很明顯的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傾向,。讀的時候,你能清楚感受到作者的主流宗派的公共神學方向,以及他對某些政治議題的預設,甚至也可能看出他的黨派和候選人支持。
但這反而說明:
沒有人是真空的。每一位傳道人,都活在某種文化、媒體、生態與政治想像之中。
真正困難的,不是完全沒有立場,而是:
我們是否仍願意讓聖經先挑戰自己,而不是只用聖經去挑戰別人?
我們是在宣講福音,還是在尋找經文替自己的觀點背書?
我們是在嚴肅釋經,在負責任牧養人,還是在動員群眾?
這個時代的講台,真的越來越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