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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什么那么介意TikTok,看看过去一年多犹太人的舆论处境就明白了。 犹太人从二战受害者形象,到被指为“现代种族灭绝刽子手”,前后也就短短一年多时间。 这个转变背后,TikTok的传播能量是绕不开的因素。 为了建立二战受害者叙事,犹太人花了几十年时间,投入了海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那股力量强大到美国总统都要俯首称臣。 但一年多时间,这套叙事就被TikTok摧毁殆尽。 一个平台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撼动几十年经营出来的舆论根基,这才是美国真正介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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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阿拉伯人的视频里,他们一口咬定TikTok上全是色情内容,说这就是用来毒害美国人的。 紧接着又补了一句:中国人本国的TikTok上没有这些玩意儿,全是学习类的、科研、知识教育类的内容。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短视频推送。 陷入沉思。 这段视频没有给出任何数据、证据或调查,只是两个人在镜头前下了一个很绝对的判断。 但它真正扎人的地方不在结论,而在那个对比:一边被描述成专门投喂垃圾内容去毒害别人,一边被描述成满屏科研和知识教育。 问题在于,同一款产品在不同市场呈现什么内容,取决于推荐算法、用户行为和运营策略,不能只凭两个人在视频里的说法就断定是刻意投毒。 至于“本国TikTok全是学习科研知识教育”这个说法,我自己的推送列表第一个不答应。 所以这段视频留下的不是答案,是一个很好笑的自我检验:你刷到的是什么,往往比任何人嘴上说的都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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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为什么你们中国的TikTok上没有大麻和枪支的内容,而美国的版本上都有?” 这句话问出来,对方先纠正了两件事:软件内容是按当地法律审核的,另外,我不是中国人,是新加坡人。 美国介意TikTok,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它“影响真有那么大”,而是它把美国自己社会里那些按当地规则合法存在的内容,原样留在了美国版里。 问的人默认这是“中国软件的双标”,答的人直接把这层预设拆了:内容审核跟着当地法律走,美国版有大麻和枪支内容,恰恰是照着美国的规则来的。 至于后面那句“我是新加坡人”,更像顺手把另一个默认设定也掀了——你以为在质问谁,其实连对象都认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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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挨了原子弹之后,最生气的人之一,居然是延安的教员——他把《解放日报》总编博古叫到枣园训了一个多小时,定性为“政治性的原则错误”。 事情得从1945年8月6日说起。 美军B-29轰炸机凌晨2点45分起飞,8点15分,广岛地动山摇,“小男孩”爆炸。 3天后,“胖子”在长崎落下。 人类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全球报纸的头版几乎全被它占了。 美国新闻处、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加上国民党方面的报纸,大肆渲染爆炸威力,把这件新式武器吹得神乎其神。 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不分老少都在谈论原子弹。 消息传到延安,《解放日报》也跟着大量转载,标题一个比一个炸:《所有生物被烧死。 该城烟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战争技术上的革命原子炸弹首袭敌国广岛》《日寇迅速投降否则即将以原子炸弹摧毁日本》《一个原子炸弹威力的估计》。 报道内容集中在两头:一是原子弹威力有多大,二是广岛、长崎被炸后有多惨。 有当事人回忆,那几天对原子弹杀伤力的详细描绘“每天都有几万字的报道”,大家思想上慢慢产生了“原子弹决定一切”的观念。 《解放日报》当时写的是: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力“等于出动二千架超级空中堡垒之袭击威力”;爆炸热力“可与星体上所发生的相比”;威力比两万吨TNT还大,比英国最大的巨弹“格兰斯莱姆”大两千余倍;所有生物人畜被烧死,死伤者焚后不辨原形,医药设备被毁,当局束手无策。 延安的人没有更多渠道获取消息,这类文章越多,越让人闻而生畏、不寒而栗。 教员看到后立刻给博古打电话——就是当年在苏区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李德、博古中的那个博古——把他叫到枣园训了一个多小时。 在他看来,这些报道制造恐惧、夸大原子弹威力,犯了政治性的原则错误。 正确看待原子弹,不应盲目夸大,而要强调人民斗争的作用,这和他一贯反对“唯武器论”是一脉相承的。 早在《论持久战》里他就写过:“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更关键的是,他看穿了这条新闻背后美国的地缘算盘。 杜鲁门政府投原子弹,一是减少美军牺牲;二是美国在太平洋战场逐岛争夺,很难抢在苏联前面单独占领日本,先扔原子弹再说,顺便震慑苏联,确立战后在远东的主导权。 所以他判断,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工具”,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 实事求是地说,原子弹客观上确实加速了日本投降。 但如果把日本投降的功劳全归给原子弹,中国人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包括国军的巨大牺牲又算什么? 八年艰苦抗战的付出又算什么? 这等于变相贬低了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 《解放日报》作为党的报纸,没有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一听到爆炸性新闻就跟着别人跑,不会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分析,碰上涉及政治军事的重大新闻就犯错误,分明是被吓破了胆、丢了自主权。 1945年8月,教员在演讲中进一步点明:“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 但是扫不掉,没有那样容易。 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 不能。 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 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 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 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 他还补了一刀:“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 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 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 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 蒙巴顿当时公开表示,欢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并明确说“夸大原子弹在停止远东战争中的作用,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在教员看来,美国帝国主义要帮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现在过度宣传蒋介石背后“爸爸”的原子弹有多牛,管新闻的编辑不是太糊涂了吗? 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 帝国主义惯用“吓人”的把式,党报要善于揭破它“唬人”的真面目。 随后《解放日报》刊文,呈现一颗真实的原子弹:从科学角度解释制造原理,说明它不像传闻中那么神奇,本身有缺陷,受制于原料稀缺无法大量生产,大规模无差别投入战争的可能性较小,随意使用会招致全世界人民反对。 从这里能看出,教员不但看到原子弹的巨大威力,更看到这种威力对人民群众和社会人士精神的震慑——他从一开始就预见到核武器物质破坏和精神威慑的双重作用。 事实上,核爆的心理威慑远大于实际物质破坏。 广岛、长崎核爆造成约20万人伤亡,却没有直接摧毁日本战争机器。 日本最初还封锁核爆消息,直到苏联参战才被迫投降。 苏联对日宣战,150万苏军攻入中国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主力,直接打破日本“本土决战”的幻想,加速了投降进程。 而中国人民的14年抗战拖住了日本陆军主力,日本在中国战场伤亡198万人,远超其他战场的89万人。 正如《论持久战》所说,日本的国力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的持久战使日本经济崩溃、民心涣散。 反过来想也成立:如果是现在的中国,别说被丢两颗原子弹,就算被丢20颗、全落在大城市,中国人民也不会投降,只会斗争更加昂扬,剩下的中小城市立刻众志成城,更加团结,誓死奋战到底,打赢这种恶势力。 所以本质还是那句话: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 1947年2月,教员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时谈原子弹,说得更精辟:“原子弹的诞生,也就结束了它的生命。 全世界那些笨人在奢谈原子战争,但是原子弹在战争中已不能再度使用。 它在广岛上空的大爆炸已炸毁了它自己。 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 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对它。 自然,原子能将继续予以发展,它的巨大的能力将为人们所利用。” 面对国际舆论大肆渲染原子弹实战威力,教员没被吓住,一眼看穿本质。 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原子弹是一只纸老虎”的论断,正因其理论上的彻底性,一经提出就掌握了群众,武装了中国人民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论断经受住无数次核讹诈的严峻考验,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70多年过去,再也没有原子弹在战争中被使用,这更加证明了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深刻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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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黑得最惨的历史人物,往往有一个共同点:动了中层的奶酪。 凡是跟中层作对的,史书上就很难有好脸色。 反过来,凡是给中层谋福利的,多半被捧成千古圣人。 至于底层,不好意思,90%的底层在历史上根本不算人。 所以看一个历史人物被黑成什么样,先别急着信,得看看他当年得罪的是哪一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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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大手伸向哪里,哪里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就投共。 这句听起来反常识的判断,恰恰点中了它失败的要害:不是没有资源,不是没有靠山,而是把手不断伸向本应是自己社会基础的人。 地主和资产阶级本该是它最稳固的支持者,可当权力扩张变成对这些人的索取和挤压,支持就变成了背离。 一个政权最怕的不是对手多强,而是把自己人一个个推到对面去。 国民党失去的从来不只是战场,更是人心和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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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从来不是孙中山之后的天然接班人,412之前国民党三巨头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蒋是412之后才挤进“蒋汪胡”这个名单的。 换句话说,412政变根本不是什么清除左派,而是清除异己——你以为逮捕国民党左派是自掘根基,其实他不把这些人都干掉,他根本统治不了国民党。 打个比方,就像朱元璋去世了,登基的不是朱标、朱允炆或朱棣,而是蓝玉篡位成功,蓝玉怎么篡? 先把朱家人打成左派,然后刀了。 说句实话,要不是TG最后统一了天下,蒋介石很可能开启中国的第二个五代十国——武人以武夺权治国,用丛林法则完成权力转移。 那TG也整风、也肃反,清除意识形态不一致的人,差别在哪? 最大的差别是:毛是先通过标准党内选举程序回到最高领导位置,然后才做整风肃反;蒋是靠412政变才成为最高领袖。 这就让两党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政治生态和政治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走向,正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也就是说,毛的回归是自由派最喜欢的程序正义,蒋的崛起是自由派最讨厌的军事政变。 当年毛第一次下台,朱总想拉着他反了、自立山头,毛只说了一句话:我是共产党员,我接受党的决定。 这大概就是国共的历史分歧点。 在朱总手下做事、后来成为将军元帅的那批人也深受影响:TG的军队散出去还能收回来,KMT的军队散出去就彻底散了。 历朝历代的经验都说明,第一代领导核心塑造的政治生态和传统,会直接变成之后每一代的政治惯例和规矩。 这也是老蒋“下野”能玩得起来的主要原因——国民党内谁都不认选举程序选出来的人。 中华民国于是变成南京政府政令不出江浙沪的割据政权,大家只认自己的熟人,最终国军被叫成蒋军,而共军一直叫共军而不是毛军,从称呼也能看出双方怎么理解对方的性质。 即使到了台湾那么小的地方,国民党还能分成三派,最终被民进党当狗打,连党产都被夺了。 当然,国民党的失败并非命中注定:李世民、赵匡胤、杨坚哪个不是篡位上来的? 但三家领导出了完全不同的朝代进程。 篡位本身不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核心因素,适应时代、顺应民心才是核心。 乱世战争、千里荒地、人心思定,程序正义就是给人以确定性;朝代末期、僵化腐朽、人心思变,改朝换代就是主旋律。 中华民国的失败,只不过像中国历史上其他亡故的朝代一样,成了下一代中国的一面镜子,没事照照总能发现点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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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晚年真正忧虑的,不是自己,而是怕中国再被“软骨病”的资本家带回任人宰割的老路。 他早就看透一件事:西方资本家敢为了赚钱把整个国家拖进战争,敢靠贩卖人口、鸦片、殖民掠夺完成起家,英国从中国和世界各地搜刮财富,法国把非洲变成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美国则是在印第安人的尸体上建立起来的。 这些手段当然该反对,但有一点值得正视:他们身上有一种“玩命劲”,为了利益敢集中力量把国家拖进现代化,哪怕代价是无数人的生命。 可中国从晚清开始的资本家完全不是这样。 毛主席一针见血地说过,中国的资本家有一种特殊的病,叫软骨病,深入骨髓,很难根治。 他们没有对外扩张的胆量,也没有带领国家强大的魄力,充其量是当洋人的白手套,靠依附、讨好洋人过日子。 更糟的是,他们比西方资本家还黑:对内盘剥老百姓,想尽办法榨取利益,对外却连一句硬气的话都不敢说。 赚了钱之后,他们也不去搞实业、做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事,而是一门心思买豪宅、娶姨太太,挥霍无度,贪图享乐,只想着在洋人的夹缝里分一杯羹,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对外没骨气,对内没良心,这就是软骨病。 病根很简单:中国资本家从一开始就不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实业起家,而是靠给洋人当奴才、当走狗,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才赚得盆满钵满,他们的财富沾着国家和人民的血泪。 正因为看透了这一点,毛主席才坚定认为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些有软骨病的资本家,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带领中国走向强大,只会继续依附洋人,把中国再次卖出去,让中国重新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 这也就不难理解,他晚年为什么那么焦虑、那么忧虑。 他一辈子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就是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一个独立自主、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让中国人再也不用仰人鼻息、看人脸色。 他心里太清楚,一旦让这些人掌权,一旦中国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前所有的革命成果都会付诸东流,无数先烈的牺牲都会白费,中国就会再次回到被列强欺凌的黑暗时代。 这份忧虑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整个国家,为了亿万子孙后代。 他看透了西方资本家的本质,更看透了中国资本家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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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陈毅的印象,就是个开国群英里挺普通的存在。 争对错,被教员折服;论行政,比不过总理;讲打仗,高不过彭、林,华东战场还有粟裕这朵奇花;评苦劳,五大书记和十大元帅里的九个都走了长征,就他没走;建国后当外交部长,说的多是场面话,没什么锋芒。 中学课本把《梅岭三章》背得滚瓜烂熟,那也只是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 直到看了长征前他那段经历,下巴都惊掉了,才真正懂了“革命乐观主义”这六个字的分量。 第五次反围剿,陈毅在江西兴国老营盘战斗中身负重伤,右胯骨被击中,粉碎性骨折。 以当时中央苏区的医疗条件,这种伤就算在和平时期也很难复原。 偏偏这时候中央苏区要转移,要长征,中央决定陈毅留守,指挥没转移的同志继续“反围剿”。 最让人意外的还不是这个。 最开始中央根本没通知陈毅,是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他发现情况不对——医院正在打包药品和医疗器械,一问才知道红军要走,但走去哪不知道。 陈毅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询问。 周总理专门到医院看他,告诉他主力要向西转移,中央决定他和项英留下来,在苏区指挥留守部队牵制敌人、掩护主力。 身受重伤、动弹不了、战友走了、主力走了,留守苏区、反围剿、掩护中央转移——说白了,陈毅和项英就是中国革命为了主力安全留下的弃子,中央已经做好了他们牺牲的准备。 面对这个几乎等于送死的任务,陈毅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只对党提了最后一个要求:能不能用苏区医院唯一一台X光机给自己照个片子,做手术把腿里的碎骨取出来,整天躺着怎么指挥打仗。 总理立即命令医院领导给他拍片,可医疗器械已经打了包,只好拆开,拆开发现没电,拍不了。 总理问还有没有备用的,医院领导说很远的地方有,总理罕见地发了火:再远也得拉过来。 就这样陈毅拍了片子,总理又安排卫生部长立即动手术,取出了碎骨。 两人此后深厚的革命友谊,都是有历史原因的。 1934年秋至1935年春,国民党军以20多个师共20余万人的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留守红军损失惨重,苏区全部县城和大部分乡村被占领。 1935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彻底转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的指示,苏区中央局决定所属机关和部队分九路突围。 突围中部队大部损失,余部分别到达闽西、闽赣、赣粤边和湘南地区,陈毅和项英几经周折,于3月底到达赣粤边游击区中心油山。 5月,原中央苏区全部失陷,“刀要过石,草要过火,人要换种”。 各地游击队先后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失掉联系,各自为战,音讯全无。 身处绝境、孤立无援、毫无希望,陈毅却依旧死战不降。 要知道长征虽然艰苦,但红军主要建制一直在,主要领导人一直在,还能打下县城休整补给,还能在遵义吃辣子鸡、在茅台镇喝茅台酒,还能缴获书报了解外部消息。 这些陈毅全都没有。 他不知道中央红军还存不存在,不知道哪里才是根据地,不知道红军有没有到陕北。 直到1937年5月,项英和陈毅通过地下联络渠道拿到一份香港公开出版的进步杂志《新学识》,上面刊有1937年5月3日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所作报告的摘要文章,他们才知道红军到了陕北,中共中央依然存在。 1936年冬,陈毅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在广东韶关南雄城北30公里的梅岭,长时间无法突围,几次生死一线。 绝命之际,他留下了诗人最光辉的一笔。 《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梅岭三章》是什么水平? 这么说吧,如果陈毅只有这三首诗传世,他就是边塞诗人历史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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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为什么中国历史从唐以后就感觉不对劲,这个直觉其实是对的。 中华文明的创始人是周公旦,他造出来的东西叫血缘宗法体系,核心是血缘,纽带是周礼:血缘是团结自己人的理由,周礼是区分外人的工具。 靠着这套体系,周王朝分封天下、持续扩张,把不属于自己的土地分封出去,让家族成员去开拓,输的去死无所谓,赢的胜利果实并入周王朝。 一个强大文明要具备两个特质:失败后仍旧坚持不垮,胜利后能有效消化果实。 大航海时代的西方在基督教体系组织下也有这两点,这就是文明。 社会性的人有几个特点:大部分人大部分时间不思考;大部分人大部分情况下因利益、共识、惯性而行动;所有人内心都有善和恶。 所有强大的文明体系和弱小的文明体系,都是从这几点出发构筑的,当然还要考虑生产力、地理、科技、教育水平。 周公旦体系的好处很实在。 第一,它给了本来就想团结的人一个团结在一起的理由,在此之前他们缺乏这个理由,常因小事冲突无法退让,南明那帮人有共同敌人、有团结理由,却坚决内斗,最后全被杀光,这就是组织体系崩溃的结果。 这套体系还给了人们一个大理由,可以放弃小的争执而不被嘲笑软弱。 第二,礼仪能降低内部冲突的无谓消耗,用礼仪区分上下,有问题的区分也是区分,能避免内耗、把矛盾引向外部。 第三,这套体系提供的要素让人追求利益时不自觉就想到、就使用,所谓显诸仁藏诸用,百姓日用而不知。 在这个平台上有了诸子百家、春秋战国、天下一统、汉武开疆,周公旦文明的巅峰就是汉武时期。 但任何文明都有发展期、巅峰期、下滑期。 分封制失去力量,中华文明不能继续以该形式向外开拓,内部也开始遭受攻击,来自自身平台上发展起来的各种学说和技术。 强大的文明必然促进科技文化发展,可这种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反过来侵蚀平台本身、瓦解组织度,这就是知识的诅咒。 诅咒在我们这里诞生的糟糕产物是世家门阀。 它的核心依靠是造纸术的初步发明:竹简时代受教育的是极少数人,造纸术价格昂贵的阶段,门阀可以让整个家族受教育。 这个集团以血缘为纽带、以知识为武器,极强大,却缺乏向外开拓的空间和倾向,扭曲成只顾自家、不顾国家人民的样子,强大富有、控制大部分资源、掌握几乎所有舆论,然后自顾享乐,不把其他人当人。 这也是大一统的副作用:皇帝掌握所有权力,也就为所有事情负责,掌握大量资源的士族门阀反而失去了为身边民众负责的理由。 这个集团真正掌权经过了长时间斗争,走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是九品中正制。 从那以后,石王斗富、羊车待选、赤地千里、血流成河、群贼南渡。 知识掌握在门阀手里,他们能压制内部底层,对外来力量没什么办法。 打进来的外部力量察觉了门阀的危害,方法简单粗暴却有效:全部杀光。 天柱大将军在河阴搞潜水大赛,宇宙大将军在建康搞减肥大赛。 承受足够打击后,门阀暂时停止堕落,重新把自己视作国家和文明的一部分,接受府兵制和均田制,向底层让渡部分利益,所以有了盛唐。 盛唐短暂辉煌后门阀再次堕落,而这一次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让底层掌握了一定知识,不打算再给门阀机会。 摧毁门阀的手段是酷烈的,是坚持不懈的杀戮。 没有任何社会集团是持续杀戮无法摧毁的,社会问题本质都是人带来的,人死光了问题自然不存在。 这场杀戮由黄巢开启,却不是他一人意愿,而是全社会底层的共识;黄巢死后朱温和李振接力,朱温覆灭后各地军阀继续屠戮。 杀了几十年,终于杀到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门阀彻底被摧毁。 这是他们罪有应得,但一同被摧毁的还有周公旦构筑的文明体系。 旧体系覆灭后,太监集团、牙兵集团、传统军阀等各路集团都想上台。 唐末太监依附君权还想夺取君权,魏博牙兵动不动索要好处、换首领杀首领,最后遇到一个目标就是把他们杀光的首领,全军覆没。 最后的胜利者是儒家文官集团。 儒家体系和周公旦体系的差异在哪? 强势文明的第一点,失败后仍旧坚持,儒家能做到,北宋挨了很多揍仍旧坚持住没有瓦解。 但第二点,胜利后有效消化胜利果实,儒家做不到,它消化不了边疆地区的胜利果实。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岳飞。 儒家靠科举选拔文官,文官们形成资源分配方式、舆论评价体系、晋升机制这三种共识。 岳飞的胜利会把一个严重问题摆到文官面前:怎么奖励得胜将士? 拿敌人人头的给不给钱、给不给地、给不给升官? 立功的人很多,钱够不够、地够不够、官位够不够? 更恐怖的是这些军人当了官以后会不会继续打仗、继续晋升,抢了位子自己还怎么控制局面? 如果军官想恢复军功爵体系,科举还怎么掌控一切? 当恐惧升到极点,儒家群贼对军人抢夺利益的恐惧就压倒了国家灭亡的恐惧。 在很多文官思维里,国家输了对他们影响不大,天塌了有高个的顶着;但如果赢了要超出科举范围奖励军官,那就要了老命。 这就是儒家体系的先天不足,它无法消化胜利果实。 儒家对付人性中恶意的策略也非常笨重。 恶意意味着不稳定、冲突,但也意味着勇气、积极性和进取精神。 儒家无法消化利用恶意,只会一味打击。 对比一下:陈胜起义后秦朝拉出的囚犯部队战斗力强大,击溃许多诸侯部队;汉武帝讨伐大宛的部队同样强大,完成远征实现战略目标;宋朝也有囚犯部队,却被叫贼配军,战斗力非常弱。 因为宋之前有军功爵制,罪犯立功能得到丰厚奖赏,积极性高;而在宋,囚犯立再大军功也无法有效改善社会地位,积极性大大降低。 儒家成员一直追求稳定局面,但客观规律不需要人们稳定,需要人们发展、进步、再发展。 儒从获胜那一刻起,就成了世界规律的敌人。 横向对比更能看清。 基督教体系包含各种仪式:出生有洗礼,结婚在教堂,平时有弥撒,临终有告解,死后有宗教式葬礼。 不要小看这些仪式,习惯之后人们会发自内心认同这个体系。 任何群体都有刺头,基督体系吸纳利用恶意的方法就是忏悔:人总有虚弱受伤年老的时候,迫切渴望安慰和原谅,曾经蔑视神明的人反而加倍虔诚。 做完这些工作,就算体系内的人扬帆海外获得巨额财富,也仍处于基督体系影响之下,他们的开拓就成了该文明的对外开拓。 周公旦体系的竞争者是东夷西羌南蛮北狄,而儒家体系的竞争者,恰恰就是这个对手。 同时期印度是种姓体系,婆罗门压刹帝利,刹帝利压吠舍,吠舍压首陀罗,首陀罗压达利特,达利特压妻子儿女,妇孺寄希望于来生。 不管多扭曲总算是种体系,形成稳定闭环,好处是稳定,坏处是任何发展进步都会打破稳定。 天方那边是适合游牧民族的体系,同样无法支持技术进步。 总而言之,选择了儒家体系的我们不再是世界的主角,而沦落到次级文明的位置上。 这一时代的主角,是能有效组织善意、利用好恶意,所以能推动人类进步的基督体系。 这就是所谓不对劲的核心原因:中华文明在五代十国的混乱期,于一堆破烂里勉强选择了儒家之后,组织体系上出现了明显滑坡。 技术上一时没落后多少,内核上却差了对手一个身位,所以才有后来一系列失败和悲剧。 至于未来,不用急,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认清问题再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效果会更好。 希望不久后的未来,我们的土地上出现新的核心文明,到那时能轻松碾碎敌人搞的小把戏,能有效获取真正的资源,攻击敌人时的理由不再是历史、不再是收复故土,而是为了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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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智力”被财阀垄断了。 以前不管承不承认,人类很多进步是被天才推动的。 这些天才小时候可能出身寒门,然后凭上天赋予的才华,或者基因变异,或者命运使然,或者单纯就是运气真他妈的好,做出改变人类整体走向的发明,也改变了人类和天才自身的历史和命运。 AI 成熟以后,不会再有这些奇迹了。 因为“算力”这种资源,天生就会被高度垄断,而且垄断能产生更高的垄断,进而形成无法跨越的障碍。 AI 还捎带手把一般智力给碾压了,也就是说,普通人不重要了。 谁掌握了算力,谁就掌握了奇迹本身,而核心资源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以前智力这种资源是平均分布的,依靠人口基数,总能出现天才,然后命运、努力,甚至运气,都会让天才们脱颖而出,进而改变一切。 但现在智力也成了一种资源,一种可以被垄断的资源。 所以你说“革命”? 生产效率的提升不是革命,分配方式的改变才是革命。 我们拭目以待吧,下一次将是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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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为什么外国人会觉得中国人傲慢,最直观的答案藏在一个段子里。 对方先被告知:中国人管美国叫“美国”,意思是“美丽的国家”。 听着挺客气,对方点头说不错,接着问:那中国人怎么称呼自己的国家? 回答是:中国,中央之国,世界的中心。 然后对方就没话了。 问题不在“中央之国”这个说法本身有多狂,而在于两个名字并排放在一起时,那种落差外国人一眼就感受到了:叫你“美丽”,叫我“中心”。 对中国人来说,这不过是沿用已久的国名和译名,未必有人在日常里拿它炫耀。 可对一个不了解这套命名来历的外国人而言,他听到的是一套现成的自我定位:你是美丽的,我是世界的中心。 傲慢的印象,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从字面和对比里被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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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东南亚博主聊当地人为什么不喜欢中国人,我本以为她要吐槽随地吐痰、大声喧哗这类不雅举止,结果她全程说的都是另一件事:中国人太爱嫌弃。 嫌基建不好,嫌服务不好,嫌风景不好,嫌伙食不好,一路嫌下来。 她最后总结:“我们是一个小国,很多方面比不上中国,但你们这样还是太不礼貌了。” 外国人眼里的“傲慢”,很多时候不是中国人故意摆架子,而是这种走到哪嫌到哪的脱口而出。 对当地人来说,自己国家的路、餐厅、景点、饭菜被逐一点评不如中国,听起来就像一个大国来客在反复确认“你们确实不行”。 她自己也承认,小国很多方面比不过中国,问题不在事实本身,而在表达方式让人觉得不被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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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外国人会觉得中国人傲慢? 基辛格在《论中国》开篇序言里写了一句挺扎人的话。 他说,其他社会包括美国,都声称自己的价值观和体制普世适用。 然而,唯有中国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始终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并使四周邻国默认这一观点。 读到这,能咂摸出一点滋味。 但说实话,也不是特别理解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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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家宣称和 AI 合作证明了黎曼猜想,稿子超过 25 万页,这事先别急着当真。 数学圈有个老笑话,专门吐槽“证明”这件事的分量。 一位数学家死后上了天堂,见到上帝。 上帝说你为数学贡献巨大,可以回答你一个问题。 数学家问:黎曼猜想是真的吗? 上帝说:当然是真的。 数学家接着问:那要怎么证明它呢? 上帝一脸疑惑:证明? 为什么要证明? 我能看见所有的零点啊。 这个笑话点得很准:知道答案和给出证明,完全是两回事。 上帝能“看见”所有零点,不等于人能把它写成可检验的推理链。 25 万页的证明稿,同样不能因为篇幅吓人就自动成立。 数学证明要的是每一步都能被同行独立核查,而不是一句“AI 算出来了”。 所以黎曼猜想有没有被解决,关键不在稿子有多厚、合作方是不是 AI,而在证明本身能不能站住脚。 在同行验证之前,这更像个待检验的宣称,不是已经落地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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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曼32岁提出猜想,39岁就去世了。 有人开了个冷笑话:假设把这份25万页的证明打印出来,穿越回黎曼提出猜想的当天交给他,他读到死都读不完。 这不是在质疑证明本身,而是指出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25万页的体量,对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几乎无法在有限生命里完整读完。 至于黎曼猜想到底有没有被解决,光看这个玩笑就能明白,重点根本不在于有没有人宣称,而在于这份东西究竟能不能被同行消化、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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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在已经走到悬崖边上了。 日元汇率刷新40年新低,物价涨到日本人买菜从按颗买变成按瓣买,债务占GDP比重全球第一,支柱产业一个接一个失守。 产业、能源、债务、货币四重危机同时爆发,这不是唱衰,是正在发生的事。 先别讲什么宏观大道理,就看物价这一件事。 日本央行7月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企业物价指数同比大涨7.1%,刷新3年多最高纪录;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更是暴涨29.7%,创4年新高。 数字没感觉,看具体标价:东京街头一碗清汤寡水的阳春面38元人民币,路边普通拉面馆只放一片叉烧、半个溏心蛋的基础拉面卖到62元,超市一颗普通白菜50元,一颗西兰花15元,一个丑橘25元,国内两三块一斤的大米在日本能卖到20元。 叶子菜贵到吃不起,日本人买菜已经从按颗买变成按瓣买,超市顺势推出切半白菜和分装小份蔬菜,以前无人问津的临期打折生鲜,现在一上架就被哄抢,很多主妇和老人每天盯着超市,就为抢半价折扣商品。 日本行业自己的统计是,最近一年国内涨价的食品种类接近2万种,涨幅小的20%到50%,严重依赖进口的直接翻一到两倍。 最扎心的是物价在涨、工资在缩。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劳动者实际工资同比下降1.3%,连续24个月负增长。 物价狂飙了整整3年,收入下滑了整整2年,换谁不焦虑? 日本怎么会变成这样? 因为四重危机在同时发作。 先说产业危机。 日本最赚钱的高端制造业根基正在坍塌:汽车行业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崛起,日本车企全面掉队,全球市场不断被中美车企蚕食;半导体领域,上游被中韩卡住身位,下游被美国压缩利润,卡在中间两头被啃,利润大减。 更致命的是日本制造业严重依赖海外关键原材料,自从去年中国对稀土、钨这些战略材料实施出口管制,直接对日本制造业造成全方位冲击。 产业升级升不动,传统优势产业又在丢,赚钱的项目越来越少,持续失血。 再看能源危机。 日本95%以上的原油依赖进口,中东一打仗,日本就是最大受害者之一。 能源是所有工业生产的基础,能源价格一涨,工厂原材料、电费、物流运输全跟着涨,最后全部反映到物价上。 更棘手的是日元还在贬值,从国外买石油更贵,于是陷入能源涨价、进口成本更高、日元继续贬值的恶性循环。 然后是债务危机。 很多人盯着美国债务,其实日本才是全球债务比例最高的国家。 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达1342万亿日元,占GDP比重260%,政府每花4块钱就有1块用来还债。 这也解释了日本为什么不敢大幅加息控物价:加息确实能压物价,但会引爆债务危机,直接掏空财政收入。 最后是货币危机,这才是最棘手的死局。 截至2026年7月,日元兑美元汇率跌破162关口,创40年历史新低;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日元购买力已跌到1973年以来最低。 日元越不值钱,进口成本越飙升,国内物价越高,老百姓日子越难。 换成别的国家,加息平抑物价就完了,可日本债务太高,加息财政崩盘,不加息老百姓收入缩水、财富被持续掏空,左右都是死,怎么做都找不到出路。 明眼人都看得清楚,日本现在是被中美两个大国联合双打。 美国在金融端用高利率倒逼日元贬值,推动日本资本流向美国,缓解自己的债务压力。 中国在产业端用产业升级和管制挤压日本优势产业,让日本在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高端材料、船舶制造领域越来越难赚钱。 一个在金融端收割日本的国家财富,一个在产业端抢夺日本赚钱的饭碗,再加上中东局势在能源端补一刀,多重因素叠加,才形成今天这种无解困局。 更糟的是,现在看到的物价飞涨、汇率崩盘,很可能只是序幕。 日本积压了30多年的雷——产业升级失败、少子化老龄化、巨额债务、货币政策不自由——正在被同时引爆。 一旦全面爆发,日本很可能变成类似泰国那样的国家:失去优势产业,又没有资源储备,最后只能靠颜色产业和旅游业拉动经济。 现在你大概能明白日本人近期为什么这么疯狂了,他们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国运衰落的危机,也知道苦日子才刚开始。 越是这种时候越要警惕,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日本这个国家处于危机时刻,就会用偷袭赌国运:1894年丰岛海战偷袭北洋水师运兵船,1904年日俄战争深夜偷袭旅顺港俄军舰队,当然最出名的还是珍珠港事件。 日本这个国家就是这样,越是弱势赌性越大。 虽然现在我们拥有绝对实力,但还是得时刻保持警惕,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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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论起“最意难平”,我第一个想到的名字,就是毛泽东。 他接手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到处是文盲的农业国。 仅仅四年后,中国志愿军就在朝鲜战场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八年后,中国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国。 十五年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十八年后,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 二十一年后,第一颗人造卫星飞上太空。 他创造了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观。 他亲自组织指挥的战役,数量之多、胜率之高,世界军事史上几乎找不到能与他相比的人。 西方最推崇的拿破仑,无论军事思想、战略战术,还是沙场战绩,都和他差着不止一个层级。 仅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亲自指挥和参与指挥的战役就达239次。 抗美援朝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印度侵占中国领土时,他果断出兵,打出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1974年,81岁的他听到南越入侵的消息,只镇定地说了一个字:“打。” 西沙海战规模不大,意义却非同寻常。 他的一生太过传奇,能力全面到古今罕见。 对旧中国,对迷茫中的中国共产党,他都像一把火炬,照亮了前面的路。 他带着人民开创了历代未有之功业,而他对人民的关怀,让他的光芒直到今天依然闪耀。 古人讲“内圣外王”,如果只从历史里选一个人,我选他。 可要说最意难平,大概还是最后那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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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给省级到小队级的六级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讯》,通篇不谈高调,只谈农业里最容易被吹坏的那几件事。 第一个是包产。 他直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去年亩产三百斤,今年能增一百斤、二百斤就很好;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 第二个是密植。 他反对“愈密愈好”,主张老农、中年人、青年干部坐到一起商量出适当密度,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省委只能给幅度参考,不能当命令下达。 第三个是节约粮食。 他要求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收、管、吃三件事抓得很紧,年年储一点储备粮,经过十年八年奋斗解决粮食问题。 十年内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是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是播种面积。 少种、高产、多收只是远景,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要力争多种,目前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是机械化。 他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但要给十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前四年主要靠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 每省每地每县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科技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比较、试验、改进农具,试制成功、田里实验有效,才成批制造推广。 机械化还包括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逐年增加化肥十分重要。 第六个是讲真话。 包产能包多少就讲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讲勉强做得到而实际做不到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一害人民二害自己。 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所以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这六件事他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他坦承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要一年一年积累,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就有自由了,而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当时流行的高调相比,他自称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他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目的,他变成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真正让人意难平的,不是这封信写得不够清楚,而是它把浮夸、瞎指挥、假话这些病灶点得如此具体,连“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都说了出来,却仍没能挡住后来那些他早已忧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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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放到现在会不会有女生喜欢? 先看看他的身份牌:当儿子的时候,是正国级领导人之子;自己主事的时候,是一级上将、国军副总司令,副国级领导人。 就这两条,已经能覆盖绝大多数渴望过上梦寐以求、不劳而获的“平淡生活”的女生全部欲望。 你说他会不会有人喜欢。 不过别做梦离婚能分走一半家产——少帅可不是什么良家子,是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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