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中国人说： 突厥人没有自己的历史记录，突厥史全靠汉文史料。 说这话的人，大概没有去过鄂尔浑河。 截至 2022 年，蒙古国境内已发现古突厥鲁尼文碑铭 182 通，分布在 101 个地点。这个数还在涨——2018 到 2021 四年间又新发现 15 通。它们不是零星刻画，是成篇的、有纪年的、第一人称的政治文献。 其中最有名的一通叫阙特勤碑，立于 732 年。 这块碑有两面。一面是汉文，唐玄宗御制的悼词，讲舅甥之好、邻邦之谊。另一面是突厥文，毗伽可汗对自己人说的话。 两面写的不是同一件事。不是互译，是两套文本。 汉文那一面，今天的人读得很熟。突厥文那一面，写的是这样的句子： 汉人的话一向甜，汉人的东西一向软。他们用甜言软物把远方的人引到近处来。人一旦住近了，他们就在那里图谋恶意。 突厥之民哪，你们因甜言软物而大批死去。 一个突厥可汗把这段话刻在石头上，留给后代。他知道汉文那一面会被读，所以他在同一块石头的背面，留下了自己的版本。 所以「突厥史全靠汉文史料」这句话最妙的地方在于：它正好站在一块两面都刻了字的石头前面，宣布只有一面存在。 碑还只是开头。 1902 到 1914 年，德国人从吐鲁番运走约 4 万件写本残片，涉及 20 多种语言和文字，其中古突厥语约 8000 件。那里面有佛经、摩尼教经典、景教文书，也有契约、借据、税册、买卖奴婢的文书——一个突厥语王国每天怎么运转，全在里面。 敦煌藏经洞出过一本《占卜书》，鲁尼文写成，9 到 10 世纪，现藏大英图书馆。这是唯一一部完整传世的古突厥语鲁尼文书籍，没有第二份抄本。它写的不是可汗的功业，是一个普通人出门前想知道的事。 更早的还有。568 年，粟特人马尼亚赫带着突厥使团抵达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史家 Menander 把来龙去脉记了下来：突厥人本想把丝卖给波斯，波斯人当着使节的面把丝烧了；第二次派人去，使节被毒死。于是他们掉头向西。 第二年拜占庭使节 Zemarchus 回访。他记下自己在突厥营地被要求从火中通过，四周有诵念、有铃、有鼓、有巫者的舞蹈。这是已知最早的、由局外人当场写下的突厥仪式记录——比鄂尔浑碑还早一个半世纪。 再往西。11 世纪的巴格达，一个叫马哈茂德·喀什噶里的突厥人用阿拉伯文写了一部《突厥语大词典》，附一张圆形世界地图，把各个突厥语部落的位置一一标出。 把这些摆在一起，「全靠汉文史料」就不再是一个关于突厥的判断。它变成了一份自我介绍。 它介绍的是说话者的阅读范围。 鄂尔浑的碑立在那里一千多年。吐鲁番的四万件残片在柏林编了目。《占卜书》在伦敦有编号。Menander 的残篇有通行校订本。喀什噶里的词典有影印本和译注。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藏着的，没有一样需要门路。它们只要求一件事：有人愿意去翻。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材料不存在。真正的问题是有人默认，自己没读过的东西就等于不存在。 这不是无知。无知是不知道，可以补。这是另一样东西——把世界的边界，认定为自己书架的边界。 毗伽可汗在 732 年就预备好了答案。他请了一位汉人工匠来镌刻，但他没有把叙述交出去。字是汉人刻的，话是他自己的。 他在碑上写： 我把我们的祸与福刻在了永恒之石上，让它成为你们的教训。 今天仍然有人站在那块石头前面，坚持说突厥人没有自己的历史。 石头不回答。石头只是立着，两面都刻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