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这个东西,应该是先有曲,再往里边填词。
所以讲究格式押韵,差一个字都不行。
不管晚年怎么说,沁园春雪大气磅礴
心中有江山有历史才能这写出这等作品。和它比起来
念奴娇赤壁怀古 都差了一截。
做个对比
雪讲的是战争
赤壁怀古说的却是战役
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中午出摊浇友了。
蓝V,活人。
有关必互,有贴必回,顺道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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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啦。
#蓝V
还是有必要说一下宋襄公
确实是一个讲究规则的君子
但有几个问题
他是君子,对方同样也是君子吗?
如果不是,重伤的宋兵会不会被补刀?
年老的士兵会不会被俘虏?
还有他自己的将士
为了成就他的君子之风
要忍受战败、伤痛、被俘甚至死亡
把这种情况平移到现代
比如君子小人之争
我们会如何抉择?
之所以又是青铜器,又是战争
是因为姬昌的爸爸季历马上要打仗
季历服务武乙、文丁两代商王
文献记录: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
文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
期间,季历被任命为牧师。
我怀疑牧师可能相当于西部诸侯首领
文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文丁十一年,周人伐翳(音:亿)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戎是后来的说法,根据前文可知,这些部落位于商北部
始呼之戎后,殷商北部无虞
季历也成了妥妥的战神
之后,竹书纪年有一条记载,仅仅五个字:
文丁杀季历
后背一冷
春秋宋国的开创者是子启
子启是纣王的亲哥哥
话说宋襄公带兵与楚国交战
宋兵已经列阵摆好队伍
楚军还在渡河
大司马建议说楚国人多,我们人少,现在出兵正好可以打败他们
宋襄公拒绝了提议
楚军渡过河,还没摆好阵势,司马再次提议进攻
宋襄公再次拒绝
结果,上天眷顾,宋军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
事后宋襄公为自己辩护
他说古代战争,不会依靠地形取胜
君子不会在战场上伤害重伤的敌人
不会擒获头发花白的年老敌人
......
我特么不知道说什么了
牧野之战姜子牙号称七老八十
带兵致师
听起来挺有意思的一个事
说战争第四个阶段:进攻
先是双方战车对冲,技术名词叫做错毂,不详细解释
然后应该是步车协同
步卒进攻
战车到后侧、左右两侧,射箭掩护步兵
双方战术一致,拼的是技术和勇气,谁都不耍诈
所以,一定要提宋襄公,春秋五霸的那个宋襄公
这段写春秋时代的一个致师故事,记录在左传。
战争发生在楚和晋国。
楚国三个人,驾着战车,左射中御右戈。
意思是左边射手,中间车夫,右边持戈
就三个人,冲到晋军营地
斩杀了敌人,并割下左耳当军功
并且生擒了俘虏
最有意思的故事发生在三人逃跑的时候
——用撤退我感觉太假
箭还剩一支,发现前边有一头鹿
直接把鹿射死,送给了晋国追兵
晋国大夫拿人手软,下令停止追击。
话说这晋国大夫是脑袋缺根弦,还是嘴太馋?
但是古人,讲仁德,有风骨
我们见鬼不怪就好
刚才琢磨半天,为什么要写礼器和青铜器。
刚想起来,战争要用到青铜器。
商周战争大致四个阶段
一是列阵,就是站好队,摆好阵形
二是誓师,所谓誓师,就是领导讲话,告诉士兵,不是他死就是你死
这个阶段尚书有几篇文章,比如 汤誓【灭夏】、牧誓【灭商】
三有意思,叫做致师
意思是派人热身
三国演义中战前一对一单挑,我怀疑可能就是致师的演化
说到鼎,必然说到礼器
所谓礼器,功能有二
一是礼仪规范
比如祭祀要用鼎盛放祭品
二是体现等级秩序
比如九鼎,只有君王可以用
诸侯五鼎,大夫五鼎......
超过规制,叫做僭越
这个事很严重
举个例子:穿越到几百年前
来到木器店,对掌柜说:
给朕做把龙椅
你看还能活几天
商周文化,青铜器分量非常重。
青铜可以做武器。
武器重要性人尽皆知
好比交战双方,一方用红缨枪,另一方用机枪
结果可想而知
还可以做鼎
鼎用来祭祀,把祭品放在鼎中,供奉天地、祖先
祭祀完毕,参与者分食祭品——主要是肉
宴席间还有乐师演奏乐器,比如编钟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曾说:钟鸣鼎食之家
就是这个场景
商鞅“贫民、弱民、愚民”思想:统治术的极端化与对民众的持久伤害
商鞅(约前390—前338)是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其在秦国推行的变法,使秦由边陲弱国一跃成为军事强国,最终为秦统一六国奠定基础。然而,这一成就的背后,是一套以国家绝对强权为核心的统治哲学。这一哲学在《商君书》中被清晰表述为“贫民”“弱民”“愚民”等驭民之术。其核心逻辑并非“富民强国”,而是通过削弱民众的经济能力、力量与智识,使国家机器可以毫无阻力地汲取资源、动员战争。这一思想对后世中国统治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也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长期代价。
一、三大驭民之术的核心内容
《商君书·弱民》开篇即提出著名公式:“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鞅认为,民众力量一旦增强,便会挑战国家权威;只有保持民众的弱势,国家才能强大。具体手段包括:
弱民:通过法律与制度压抑民众的欲求、权利与组织能力。商鞅主张“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让民众长期处于害怕、紧张、不敢轻易行动的状态,便易于驱使。连私藏兵器、自由迁徙都被严格限制,目的是防止民众形成独立力量。
贫民:让民众始终处于基本生存线附近,避免“家有余食则逸”。《商君书》明确提出“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通过重税、抑商、军功爵制等方式,使财富无法在民间稳定积累。商业被课以重税甚至限制,游士、技艺者被贬为“游食”,民众只能把精力集中在农耕与作战上。结果是国家富,而民众始终贫困且依赖国家赏罚。
愚民:压制知识、思想与文化。商鞅将《诗》《书》、礼乐、仁义、孝悌、辩慧等列为“六虱”(害虫),认为这些会使人“淫”(有智巧、有欲求),从而难以驱使。他主张“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禁止民众接触学问与外部信息,使农民“朴”(淳朴无知),只懂种地与打仗。言论控制极为严格:既不准批评法令,也不准公开称赞,以免形成舆论。
这三术并非孤立,而是相互配合:愚民使人缺乏独立判断,贫民使人无力反抗,弱民则进一步剥夺其组织与行动能力。最终目标是把民众变成国家机器上的“农战工具”。
二、对统治思想的深远影响
商鞅思想在秦国得到彻底实践,并成为秦统一后的制度模板。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金人、焚书坑儒等措施,正是“弱民”“愚民”逻辑的极端化表现。汉初虽批判秦政“刻薄少恩”,但在中央集权、郡县制、户籍控制、重农抑商等核心制度上,仍沿袭秦制,形成“百代皆行秦制”的格局。
此后历代王朝在面对危机时,常回归类似逻辑:通过强化国家汲取能力、限制民间社会(宗族、商业、士人)、控制思想(文字狱、科举范围收窄)来维持统治。梁启超曾感叹:“商君之法,务在弱民,而民智之衰,实自此始。”这一判断虽有夸张,却点出了其思想对后世“国家强于社会”模式的塑造作用。
三、对民众造成的巨大伤害
短期看,商鞅变法打破了旧贵族垄断,使部分平民可通过军功获得爵位与土地,具有一定“进步性”。但整体而言,其代价极为沉重:
经济压榨:学术界普遍认为,变法后秦国民众需将产出的很大部分(有记载高达三分之二)上缴国家。重税、徭役、连坐制度使民众长期处于贫困与恐惧之中。
人身与思想控制:五人一伍的军事编制、一人逃亡则诛其余四人的连坐,以及禁止自由迁徙、禁止议政,把社会变成严密的军事化组织。荀子游秦时观察到秦民“甚畏有司而顺”,正是愚弱政策的成效。
文化与社会萎缩:知识与技艺被贬低,商业受抑,社会多样性急剧下降。秦统一后迅速灭亡,根本原因之一正是过度汲取与民怨积累。后世鲁仲连等人宁死不愿为秦民,也反映了当时人对这种统治方式的强烈反感。
从长期看,这种把民众视为纯粹工具的思想,压抑了民间社会的自主性与创造力,使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国家强、社会弱、个人更弱”的循环。王朝更替时的血腥与动荡,与这种高度集权、缺乏缓冲机制的体制密切相关。
结语
商鞅思想是战国残酷竞争环境下的极端实用主义产物,它有效解决了“如何快速动员资源进行战争”的问题,却以系统性削弱民众为代价。它把“国家强盛”与“民众弱势”直接对立,把人从目的变成手段。这一逻辑在特定历史阶段有其现实功效,但其对民众尊严、自由、知识与福祉的长期伤害,以及它所强化的“强国家、弱社会”传统,至今仍值得深刻反思。任何把民众工具化的统治术,最终都会在效率的表象下积累巨大的社会代价。
太伯奔吴故事好听,但是很多人却对此表示怀疑。
因为三千里路途太过遥远。
江苏那个地方, 当时属于淮夷范围。
夷是商人对东部少数民族的蔑称。
二人奇装异服来到当地,没人能保证人身安全。
有说法两人去了虞,虞地就在西岐家门口。
老二称为虞仲,正是来源于此。
至于太伯,有可能被追认为吴国始祖。
也有可能吴国人自卑, 强行认了一个祖宗。
更有可能是虞国后人改封到吴国,这种说法有证据,但不是铁证。
吴国是少数民族,他们的名字比如:熊遂、强鸠夷,根本不是中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