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科技毒

我为什么要设立孙宇晨奖 一 诺贝尔发明了炸药。他一生的财富，大部分来自这件东西。 据说1888年，一家法国报纸误发了他的讣告，标题叫"死亡商人死了"。他读到了自己的讣告，几年后立了遗嘱。 今天没有人再叫他死亡商人。 "诺贝尔"变成了一个中性的名词，像"伏特"和"瓦特"一样，不带感情，只是一个单位。他把钱交给"对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人"，钱回到了人类手里，他的名字也随之回归中立，不是靠辩护，是靠一百多年的获奖名单。 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理解他。我知道钱从哪里来，也知道钱可以去哪里。 二 我的财富，根源是数学。 区块链这个行业，整体建立在几个长期研究支撑的密码学构造与安全假设上：椭圆曲线上的离散对数难解，哈希函数不可逆，大数难以分解。1985年，两个数学家各自想到可以用椭圆曲线做密码，一个在大学，一个在IBM，互不相识。那年没有人觉得这件事有用。他们在黑板上写下的东西，后来变成了一个万亿美元的市场，变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一个人可以完全支配自己的财富，不需要任何人许可。他们自己，一分钱没有拿到。 这种自由，是数学对人类最被低估的馈赠之一。我从这份馈赠里拿走了很多。设立这个奖，首先是还债。 三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这是一百多年前的一个疏漏，也许有私人原因，也许只是没想到。 后来有了菲尔兹奖，四年一次，四十岁以下；有了阿贝尔奖，每年一次，奖励一生的成就。它们都很好，但它们的节奏，是上一个时代的节奏。 数学界其实有过另一种奖。Erdős一辈子给问题标价，从二十五美元到一万美元，谁解出来，他就开一张支票。很多人把支票裱在墙上，一辈子没有兑现。他1996年去世，之后那种支票开得越来越少。 而数学正在进入一个不同的时代。人工智能做不了实验，但它能推导；人工智能很难替物理学家造一台对撞机，但它可以替数学家试一万条路。今天一个猜想从提出到解决，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是几天。一个四年颁一次的奖，面对这样的速度，像一座四年敲一次的钟，挂在一个以天计时的时代里。 四 所以孙宇晨奖的规则很简单。 奖跟着题目走，不跟着人走。不等年会，不等提名，不等年龄。 每道题，两栏署名。一栏记证明者，一栏记形式化者，把证明搬进机器的那个人。两栏可以是同一个人，也可以隔着半个地球互不相识。人可以，AI可以，人用AI也可以，哪一栏我都不关心物种。同一个名字可以一次又一次出现，出现在哪一栏都行。 钱只有一个触发器：机器把证明从第一行核到最后一行，一步不差。通过之后，两栏中的名单就是这道题的奖金所有者。这个标准不是我发明的。Scholze把自己最重要的定理挂出来，请人搬进机器；费马大定理，此刻正被人一行一行往里搬。 机器核过之前，人类的证明也不白做。数学界接受了，名字先挂上，钱一分不动，状态栏写着：已证明，待形式化。 解题那一栏的钱，只付给上架之后才被解决的题。上架时已经解决的，证明者的名字照记，钱只付给把它搬进机器的人。这个奖记录它设立之后发生的事，不给数学史补发奖金。 分工是干净的：名字归数学界，钱归机器，出资人两边都不沾。人的判断只剩一件事，确认写进机器的那道题，就是那道题。 还剩最后一件我说了算的事：题单。哪道题上架，开什么价，由我签字。Erdős的支票，价码也是他自己写的，这里不装例外。但货架一旦挂出，就锁死：题只加不减，钱只兑不退，包括我在内，谁也改不动。写错的题，照付，然后重挂。 我的品味，全部花在这一件事上。定价之外，验证、发钱、挂名，我一票都没有。 结果说了算。 五 这套规则里，我最喜欢的是一个"等"字。 一道题被解决、被数学界接受之后，钱不马上动。证明者的名字先挂上，形式化那一栏空着，状态栏写着：已证明，待形式化。谁把这份证明搬进机器，机器核过，空栏落上名字，钱的归属之旅也在那一刻启动。 在别的奖里，等是迟滞，是流程，是必要之恶。在这里，等本身是一份清单。 Erdős的支票，很多人裱在墙上，一辈子没有兑现。裱起来的钱朝后看，是纪念；挂在链上的钱朝前看，是召集。空在那里的一栏，等于对全世界说：这里有一份活，有价。 于是这份题单同时长出另一个东西：一张公开的地图，标着人类已经认下、机器还没有认下的一切。这张图今天并不存在。它只有碎片，散在几处，从来没有统一过，更从来没有带过价。 形式化的人从来不缺热情，缺的是一张带价码的施工图。谁去填那个空，谁拿钱。从今往后，把长证明搬进机器，热情还是他们的，账单归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