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发

1975年6月21日下午五点一刻，中南海。八十一岁的毛泽东会见柬埔寨共产党的中央书记波尔布特，中方参加的只有邓小平一人。两个月前，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打下了金边。 毛泽东先说自己眼睛不行，腿也不行，讲话也不行。他指着邓小平说：“我赞成他的。他说你们是正确的。” 波尔布特说：“谢谢。主席这样说，使我们感到很温暖。” 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50年犯了10次路线错误……所以我说中国没有批评你们的资格，只有赞成你们。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有没有缺点，我不清楚。总会有，你们自己去纠正。” 红色高棉统治三年多，柬埔寨大约四分之一的人死了，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中国这边另有一种讲法。史云、李丹慧写的国史说，中国的初衷是好的，波尔布特等人改了原先的承诺，推行极左政策，“终于使中国的心血付诸东流”。 这番心血，是从1965年下起的。那年波尔布特来中国，陈伯达、张春桥给他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康生教他怎样肃反，中方要柬共摆脱越南，直接听中国的。1970年一年，中国就给了柬共三万人的武器。 到1974年，毛泽东正不满中国还在发高低不同的工资，还在用钱。那年10月他对丹麦首相说：“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八级工资制，就是工人按等级拿高低不同的工资。那年12月他在长沙又对周恩来讲，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让张春桥、姚文元写文章讲这个道理，1975年春天全国跟着学。可中国的工人还是要领工资，买东西还是要花钱。 柬共这边，1974年，中国应管外交的英萨利的要求替他们印好了新钞票，11月交了货。中国人问什么时候用，波尔布特说以物易物就行，钞票以后再说。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进城，随即以美国要轰炸为由，把金边两百多万人全部赶往农村，老人、病人、孕妇都不例外。全国县城以上的城镇接着照办。 毛泽东发愁的那些，红色高棉一进城就一下子废了。新钞一张没发，旧钞成了废纸，市场关了，商店、邮局、公共交通全没了。城里人下乡，男女分开编队，吃公共食堂，不记工分，也没有工资。 新华社记者左毅后来常驻金边，他看到的是一座空城，大白天“比北京深夜任何一个街道还要静”，院子里、马路边打开的皮箱积满了雨水。红色高棉通讯社的院子里有一片“长得油亮油亮的香蕉林”。一位华裔翻译悄悄告诉他，进城以后红色高棉发了通告，叫旧通讯社的职工某月某日到某处报到，安排工作。相信的人来了，被冲锋枪打死，就埋在这片香蕉林底下。 清城的事，毛泽东是知道的。那年五月，中国的先遣组到了金边，准备重开大使馆，亲眼看到城已经清空。红色高棉对老百姓说美国要轰炸，对中国客人说的是实话。英萨利告诉他们，这样做是要把旧城彻底改造，把混在百姓里的旧军政人员清出来，铲掉西哈努克亲王的社会基础（亲王是他们名义上的盟友，这时还流亡在北京），免得他回国后有人聚到他身边，还能减轻城市供应的压力。他们说，接下来头一件大事就是镇压反革命。先遣组副组长黄群，是中联部（中共专管和外国共产党来往的部门）的干部，他回北京写的报告，对清城是说好的。他在回忆录里说，毛泽东不但赞成这些做法，还向别国的共产党推荐。 6月21日那天，毛泽东把他发愁的事又对波尔布特讲了一遍：“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我们现在就是这样。”毛泽东还在为工资不相等不满，他对面坐着的人，已经把工资和钱都废了。 这份记录之外，张戎和季鹏的书里还记着他对波尔布特说的两句话。一句是：“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一句是：“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回到那份记录里，他也说了一句“不要完全照抄中国”，引了古人的话“学我者病”，就是学我的会出毛病，接着就讲起严复怎样翻译《天演论》，赫胥黎的思想是什么。他说：“我对别人没有讲过这么多话，跟你们讲。”这场谈话一个多小时，记录里金边那两百多万人，他一句也没有提到。 他讲这么多话，也有缘故。到1975年，肯听毛泽东话的外国共产党已经没剩几个了。越南从1970年到1974年拿了中国50.41亿元，仗一打完就靠向苏联。柬共同一时期只拿了3.16亿元，那天却当面对他说：“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你的话去做。” 这次见面不到两个月，给钱的协定就签了。八月，副首相乔森潘带着英萨利到北京，18日，邓小平代表中国在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上签字。何方当过张闻天的助手，他记下了这笔账：“1975年4月，红色高棉接管金边，中国立即运去粮食，同年9月赠予10亿元经济援助，包括2,000万美元现钞。”到1978年，中国派去柬埔寨的顾问和技术人员前后有一万五千人。 中国自己的农民，1978年全国平均一人一年从集体分到的收入是74.67元。十亿元够一千三百多万个农民分一年，是柬埔寨全国人口的两倍多。 后来人们常说周恩来劝过红色高棉。他劝乔森潘的时候，协定已经签了八天。8月26日，癌症已重的周恩来在医院见他，说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不是容易走的，叫他们别学大跃进的坏榜样，慢慢来。乔森潘回给他一个“怀疑又高傲的微笑”。 可是那年12月，张春桥和中联部部长耿飚去了金边，给波尔布特带去一件大礼：一张镶金属框的大照片，拍的就是这年夏天他拜见毛泽东的场面，大到要两个人撑着。张春桥给他们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帮着起草了宪法。第二年四月，毛泽东、朱德、华国锋联名致电，说“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地支持柬埔寨人民的革命事业”。 这时候杀人已经杀到党内。旧政权的官员和军人、商人、知识分子之外，波尔布特自己的同志也被定为敌特。当过大臣的、当着副总理的，一个个销声匿迹，那就是被秘密处决了。金边一所中学改成的监狱关过近两万人，活下来的只有几个。红色高棉这一套，中国人不会陌生：镇反，肃反，清理阶级队伍。 这三年多里，柬埔寨原有华人约四十三万，死了大约一半。华侨和华人见到中国大使馆的人或别的中国人，就大喊着求救，或者怒骂。左毅说：“为了不引起红色高棉更多猜疑，我们在柬的工作人员尽量避免与华侨和华人接触。” 毛泽东死后，中国还是这样看。1977年12月，副总理陈永贵访问柬埔寨。他是大寨的农民出身，柬埔寨也在放大寨的电影。他在那里走了半个月，陪同的是波尔布特。他看到的国家没有银行，没有货币，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人们一天吃两顿，经常挨饿。陈永贵感叹道：“马列、毛主席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人家柬埔寨实现了。”他又说：“人家一下子过渡到了共产主义，值得我们研究哩！” 红色高棉不断越境袭击越南。1979年1月7日，越南军队占领金边。当天晚上，撤到边境的大使孙浩让左毅起草一封发回国内的电报，中心意思是“打击面太大，失掉了民心”。这时距离金边被清空，已经过去三年多。左毅自己算，全国在赶人下乡中枪杀、饿死、病死的有一百七十多万，总人口是六百万。 第二年秋天，中共的干部们讨论怎样评价毛泽东。中联部的局长朱良在会上说，打下金边前一个月，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对英萨利讲了毛主席的理论指示，希望他们进城以后不要学中国进城以后的做法。这话的意思是，中国进城以后太温和，才长出了修正主义，你们不要走这条路。朱良说，直到1977年，我们的领导人还对红色高棉说，把金边的人赶到农村，做得好，做得对。所以红色高棉走极左，我们有一部分责任。 1980年10月9日，中联部给中央写了工作汇报提纲。提纲讲到这件事，用的词是：当时对红色高棉甚至给过一些不恰当的喝彩。 —— 《毛泽东主席会见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书记波尔布特谈话记录》（1975年6月21日），收入宋永毅主编《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国史出版社，2018年 左毅《我随柬共上山打游击》，《炎黄春秋》2009年，第18—20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1974年12月） 何方《何方谈毛泽东外交》，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29页 Wang Chenyi,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lationship with the Khmer Rouge in the 1970s, Wilson Center（引黄群《六十年中越关系之见证》第115—121页；朱良发言、中联部《工作汇报提纲》） 蓝诗玲《毛主义》，洪慧芳译，麦田，2022年，“柬埔寨”一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1975年6月、8月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 张戎、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 季鹏《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 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花城出版社，1993年，第248—249页 李静萍《陈永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 《炎黄春秋》2009年第73页（1978年农民收入）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勒紧裤带，这话大家都听过，原因也听过：天灾，加上苏联逼债。大家没听过的是，那几年中国还在往外送钱送粮，一年比一年送得多，数目基本保密。 何方算过这笔账。他是外交部的老干部，当过副部长张闻天的主要助手，1959年被打成右倾，下放劳动。他晚年写书谈毛泽东的外交，列出1958年到1962年这五年，援外支出共计23.6亿元。其中18.7亿元给了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和蒙古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约5亿元给了亚非的民族主义国家。1958年是2.76亿元，此后年年增加，到1962年是8.54亿元，是1958年的三倍多。 那时运给古巴的十万吨大米，账面价值两千六百万元。照这个价，23.6亿元能买九百多万吨大米，按1957年农民的吃粮量，够四千多万人吃一年。援外不全是粮食，这样折算，是为了看清这笔钱有多大。 这笔账开始的时候，饥荒也开始了，粮食还在大批出口。1958年底到1959年初，周恩来说：“宁可自己不吃或少吃，不用或少用，但是要履行对外已签的合约。”邓小平说：“如果人人节约几个鸡蛋、一磅肉、一磅油和十二斤粮食，整个出口的问题就会完全解决。” 何方写：“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农民大规模饿死，毛泽东却继续给外国人送粮食。1959年已开始饿死人，毛泽东6月批准出口419万吨粮食，占当时储备粮的24%。”这一年实际运出415.75万吨，是历史最高纪录。粮食运出去的那个冬天到第二年春天，甘肃通渭这样的县粮食被征购一空，这一个县就饿死了大批人，全县人口少了三分之一。出口的粮食是拿去换外汇、买机器、还债的，其中有些是白送的。 白送的理由，看1960年最明白。这一年，毛泽东要和赫鲁晓夫争谁才是世界革命的领袖。4月，中共接连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借批南斯拉夫向苏共挑战。6月，各国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开会，赫鲁晓夫带头围攻中共代表团，几十个党都站在苏共一边。阿尔巴尼亚的代表也只肯说，如果情况确实像中共说的那样，中国同志就是对的。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后来回忆：“我们只有阿尔巴尼亚半票的支持。” 7月，赫鲁晓夫撤走在华专家。苏联的照会并没有提还债，提还债的是毛泽东。他让周恩来算出欠苏联多少，在政治局说“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还清。大家听过的苏联逼债，就是这么回事。 还债之外，中国这一年加紧拿钱粮换支持。同在7月，赫鲁晓夫断了给阿尔巴尼亚的粮食，毛泽东向阿尔巴尼亚承诺，苏联停掉的由中国补足，这年8月到12月运去五万吨小麦。金日成5月已被赫鲁晓夫拉了过去，为了挽回，9月中国答应给朝鲜分四年、不用归还的贷款4.2亿卢布，另给23万吨粮食。 答应朝鲜的那个月，国内是这样。9月7日，中央发指示，压低全国口粮标准。9月10日晚上开电话会议，李先念在会上说：“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压低口粮标准。”城里人平均每月29.5斤，再压2斤。他还传了毛泽东的话：“为什么不压3斤？为什么不压4斤？” 李先念算过，压这2斤，十个月能省下15.6亿斤粮。同一个月答应给朝鲜的23万吨，就是4.6亿斤，接近省下来的三分之一。 抚顺发电厂的工人那时吃杏条面做的窝头。他们说：“这东西喂鸡，鸡都不吃，可为了装饱肚子，不吃又怎么办呢？” 这年11月，切·格瓦拉访华，中国答应每年用大米换古巴的糖。1961年初，中央向广东征购十多万吨谷物，运往古巴、印度尼西亚、波兰和越南，约占广东这段时间征购总数的四分之一。主政广东的陶铸解释说，这是“国际声誉”的问题。广州的工人说：“为什么我们自己吃不饱，还要向古巴出口？”广州的大学生说得更直，说援外是“打肿脸充胖子，瘦狗拉硬屎”。记下这句话的材料，说他们“攻击”国家的援外政策。 自己吃不饱，别人肯借粮，中国也大多回绝。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愿意借给中国30万吨小麦、70万吨黑麦。周恩来回话说不想增加苏联的负担，只收下了苏联提出的50万吨古巴糖，后来才借了二十万吨粮供应东北。日本外务大臣和陈毅私下商量，想悄悄提供十万吨小麦，陈毅拒绝了。收了，就等于向外人承认中国在挨饿。 到1962年2月，有人出来说话了。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主张支持各国革命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毛泽东听到汇报，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这就成了一条罪名，叫“三和一少”，王稼祥从此不能继续工作。这一年援外8.54亿元，是这五年里最多的。 也是这一年，阿尔巴尼亚缺粮，驻华大使马利列开口向中国要粮。他先去找外贸部副部长李强。李强对他说：“我们手头也没有小麦，因此没法发货。” 李强说的是实话。中国刚刚过了一场饿死几千万人的饥荒，正拿紧缺的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救急。大使又去找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少奇说：“别着急，我来关心这件事。” 几天以后，大西洋上几艘满载小麦、正开往中国的轮船接到命令，改变航向，开到阿尔巴尼亚的港口，把小麦卸了。大使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在中国的慷慨援助下，我们度过了缺粮危机。” 这样的事不止一回。1961年春，中国在加拿大买的约六万吨小麦，也是直接运去了阿尔巴尼亚。 欠苏联的债也一直在还。1964年底，周恩来在人大作报告，自豪地说外债基本还清了，还说中国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外国。 拿到东西的人，有的知道中国在挨饿。一名阿尔巴尼亚外交官后来回忆：“我们想要什么，就跟中国人要……我觉得很羞愧。”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不这样想。最高领导人霍查对中国人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中国运去的钢材和精密仪器常年露天堆放，中国专家心疼得直掉眼泪。提醒对方，对方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时问总理谢胡，拿了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从1954年算起，中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光粮食就有180万吨。阿尔巴尼亚总共才200万人，平均每人将近一吨。 1971年中国决定接待尼克松，霍查写来一封上万字的长信，说这个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此后阿尔巴尼亚从影射到公开批判中国，援助照旧。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复出，1978年7月7日，中国公布照会，停止对阿援助。阿尔巴尼亚说，这是“反革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 —— 何方《何方谈毛泽东外交》，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8年，序言、第228—229页 杨继绳《墓碑》上篇第621页，下篇第668—669、841—842、1168页，天地图书，2016年 单世联《革命人》第425—426页（引马利列《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伍修权回忆） 马若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新世纪，2012年，约第31页 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联经，2021年 王力坚《误判与坚持》，《中正历史学刊》第二十四期，2022年，第171页 蓝诗玲《毛主义》，洪慧芳译，麦田，2022年 王洪起《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炎黄春秋》2008年，第48—52页 高华《历史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18页 杨继绳《天地翻覆》上篇第75页 《中国文史精华年选2005》，花城，2006年，约第154页 《人民日报》1962年1月16日第1版《中阿经济会谈新闻公报》

1961年底，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报了一份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汇总出来的结果是：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三人把报告送交周恩来审阅，周恩来看后下令他们：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销毁了材料，连印刷版也销毁了；周恩来还不放心，事后又打电话追问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为了确认这一事实，2003年9月25日，记者杨继绳到周伯萍家当面请教，但他不愿意说；2012年周伯萍去世时，他的儿子和女婿在八宝山向遗体告别时对杨继绳说：“我们老人家一直遵循周总理的指示，至死没有说出这个数字。” 当年的汇总表烧掉了，但人死去留下的空白，在后来的国家统计表、人口普查和地方档案里却无法抹平。几十年来，关于1958年至1962年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从一两千万、三千多万到四千多万乃至更高，这些数字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先看中国官方与半官方机构自己的数字。 在公开出版物里，数字随着口径放宽呈阶梯状上升。国家科技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灾害综合研究组编的《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按气象灾害直接致死统计，称1959年至1961年“因灾直接死亡人口”仅22,000人，“非正常死亡人数”合计1,039,753人，但同一本书也不得不承认，1960年和1961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分别净减少1,000万人和348万人。胡绳主编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采用了国家统计局的账面净减数：“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1989年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在《生存与发展》中写道：“按照保守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估算，这三年中全国超线性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158万人。国防大学丛进在《曲折发展的岁月》中按当时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得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谘根据研究所秘密报告指出，中国饿死人总数为4,300万至4,600万人（或作4,300万人）；《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则披露，赵紫阳曾告诉他，那三年饿死人在4,300万到4,600万之间。 除了公开出版物，还有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内部核算。据公安部离休干部晏乐斌2012年5月撰文披露，1964年夏全国人口普查时任公安部治安局（三局）人口统计处（五处）副处长的赵文奇曾向他讲述：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兼任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兼任副主任，业务工作由公安部三局五处（处长白建华，副处长赵文奇，工作人员王维志、沈一民）负责。普查开始前，杨尚昆指示公安部把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准确数字算出来。1964年8月底9月初，人口普查基本统计出来后，抽调做人口统计工作的同志到公安部，把全国除西藏、新疆、内蒙古三个自治区外，其他26个省、市、自治区搞人口统计的人员叫到北京，重新核对、计算那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以1957、1958、1963年这三年人口正常死亡率为基数，从1959年至1962年各年度人口减少数中刨去正常死亡数，核算出来1959年至1962年全国共有9,600万为非正常死亡数，档案材料存放在公安部档案馆；9月初，于桑带领白建华、赵文奇、沈一民四人向杨尚昆汇报，杨尚昆肯定了这些数据。 由于公安部档案馆的这份底本至今没有解密公开，中外人口学者和历史学者只能依据已经公开的三套材料，用三种不同的算术方法来还原真相。 第一种算法，是“户籍总人口差额法”，直接用国家统计局1983年后公布的历年人口表做加减法。 翻开《中国统计年鉴》，1959年底全国总人口是67,207万人，1960年底降到66,207万人，1961年底再降到65,859万人，两年账面净减少1,348万人。但净减少1,348万绝不等于只死了1,348万人，因为这两年全国还有两千多万新生儿出生。根据人口平衡公式： 非正常死亡人数 = 当年出生人数 - 正常死亡人数 + 总人口净减少数 1993年，上海大学学者金辉在《“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中，先以1960、1961两年全国总人口净减1,348万作为非正常死亡最低下限（推论一）；进而按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年底总人口和出生率（1960年20.86‰［1984版年鉴印为20.68‰］、1961年18.02‰；在1989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这两年的精确出生人数分别为13,892,917人和11,886,239人，合计2,577.9万人，出生率修订为20.86‰和18.13‰），推算出1960、1961两年全国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人；再以灾前1956—1957年和灾后1962—1963年的平均死亡率（10.57‰）作为正常死亡率，算出这两年正常死亡约1,395万人。代进公式：2,568万 - 1,395万 + 1,348万 = 2,521万；加上1959年非正常死亡270万，三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肯定不低于2,791万人（推论二）。金辉进一步指出，那三年全国总人口负增长135万的同时，市镇人口按公布增长率算仍增加了约545万，意味着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死亡总数多出680万人，两者相加（2,791万 + 680万），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3,471万人（推论三）。接着，金辉用1964年人口普查数与历年公布增长率交叉逆推、顺推，发现1961年底公布的总人口（65,859万）中抹掉了1,278万死而未销户的人口（1,324万、1,214万、1,295万三数平均，文中称“1,270余万”），将推论二的2,791万加上这1,270余万，得出1959—1961年三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60万人（推论四；李澈2012年论文表1亦列明金辉估算数为总4,060万、农村3,471万）。历史学者曹树基在《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中核对金辉算式后，取1,214万和1,295万两数均值1,255万修正金辉的1,278万，得出三年全国非正常死亡高达4,040万人（2,791万 + 1,255万 ≈ 4,040万）；而在金辉《备忘录》1993年初刊本（团结出版社《风云庐山》第364页，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引述）中，则称“全国在1960—1961年的两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319万”，故文献中亦将金辉的全国估算值合称为4,040万至4,319万之间。 有人看到统计年鉴上1962年和1963年出生率反弹到37.01‰和43.37‰（1989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公布这两年出生人数分别为24,600,717人和29,537,421人，即2,460万人和2,954万人，两年合计出生5,414万人，出生率修订为37.22‰和43.60‰），便质疑：如果大饥荒真的饿死了几千万人，怎么可能刚过完荒年就生出五千多万婴儿？ 人口学者李澈在《炎黄春秋》2012年第7期发表的论文中，用1964年和1982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年龄队列解开了这个疑问。1962年户籍登记上报出生了2,460.0万人，但仅仅一年半后的1964年年中人口普查时，全国存活的2岁儿童只有1,556.9万人（1982年普查时对应的20岁人口也只有1,562万人），两者相差高达903.1万人。即便假设1962年有120万婴儿死后未登记、1963年至1964年间又正常死亡100万幼儿，1962年的出生人数里仍然多出了约680万根本不存在的婴儿。原因很简单：在凭票按人头分口粮和布票的年代，基层生产队和农户为了多领口粮、布票，大量虚报和重复登记了1962年的出生人数，而这约680万虚数也同时混进了1962年底的全国总人口（67,295万人）里，制造了1962年总人口大幅反弹的假象。 反过来，饥荒年间死了人却不销户口的情况同样普遍。当年在公安部三局负责人口统计的专家王维志根据1964年人口普查资料指出，1959年至1961年期间已经死亡但未销去户口的有603万人，1964年上半年普查时将这603万人一次性销户——正因如此，1964年全国出生减死亡的自然增长明明是1,927万人，年末总人口却只比1963年增加了1,327万人，两者相差600万人。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也指出，1964年普查清查出1959年至1962年间“少报或迟报死亡人口”而多报的人口达815万人。 正因为年度户籍报表存在大量瞒报死亡和虚报出生，中外人口统计学家引入了第二种算法：“人口普查世代存活回推法”。 1953年、1964年和1982年，中国进行了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只要把1982年普查的人口按年龄画成金字塔图，就能看到在21岁至24岁（对应1958—1961年出生）的位置有一道深陷的豁口；再把1953年普查时各个年龄段的人数，与1964年、1982年普查时同一批人的幸存人数相比对，就能算出这批人在大饥荒期间到底少掉了多少人。 198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按这一方法重建历年生命表，算出1958年至1963年中国超线性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人。1987年，美国人口普查局中国处处长朱迪斯·班尼斯特（Judith Banister）修正幼儿死亡漏报后，算出1958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3,000万人。 1986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与李南利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回推，宣布大饥荒期间（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人（精确值为1,697万人）。为什么同样用人口普查回推，蒋正华的数字比科尔、班尼斯特少了1,000万到1,300万人？ 杨继绳在《墓碑》第二十三章里核对了蒋正华的底表，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蒋正华算出的1958年至1963年六年“总死亡人数”高达8,299万人，其实只比科尔算出的8,626万人少327万人；他之所以能把“非正常死亡”压低到1,697万人，是因为他把这六年的“正常死亡人数”算成了6,602万人，比科尔算的正常死亡人数（5,840万人）高出了762万人（原书印为662万人）。 更关键的是，蒋正华先后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中国人口年鉴，1987》和《中国人口·总论》（第617页）上发表过三套不同的历年死亡率数据。如果用统一的灾前（1955—1957年）与灾后（1964—1966年）三年平均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基准：在最早发表的《西安交大学报》数据中，正常死亡率是11.93‰，六年正常死亡人数为4,685万人；到了《中国人口·总论》中，正常死亡率被提高到14.10‰，六年正常死亡人数变成5,538.5万人；而在官方色彩最浓的《中国人口年鉴，1987》中，正常死亡率竟被一路推高到17.36‰，六年正常死亡人数随之膨胀到6,818.8万人——仅凭将正常死亡率基线从11.93‰调高到17.36‰，六年里就有2,133.8万原本死于饥荒的人被划进了“正常死亡”。杨继绳在书中写道，他“冒昧猜测”，蒋正华最早用《西安交大学报》数据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出国家统计局数字过多，为了减少政治风险，才在后两组数据中用提高正常死亡率的办法来压低非正常死亡数。2005年10月17日，蒋正华给杨继绳回信辩解称，三组数据不同是因为分别采取了“采用总体优化和时点基准”、“用总体拟合了历史上每一年的死亡率”与“采取了分年龄组的优化方法”等不同算法，并称自己印象中“三次计算相差不过200万左右，1,700万是取其整大数”。但正如杨继绳所指出的，按这三组数据实际算出的差额远远超过了200万人。 长期在公安部三局户政处主管人口统计、60年代初亲自下省核查过人口数据的专家王维志，也认为蒋正华的1,700万偏小。据《墓碑（下篇）》第23章记载，王维志根据1964年人口普查资料回推，指出1960年和1961年实际总人口比原统计数多减少了815万人；他将这815万人调回1960年和1961年（将1960年人口减少从1,000万调为1,500万，1961年人口减少从348万调为663万），结合公安部公布的1959—1961年出生人数（1,647.4万、1,389.3万、1,188.6万），算出三年总死亡人数为5,721.3万人（其中1960年死亡率高达44.33‰，与班尼斯特估算的44.60‰极为接近）。若以1958年死亡781万人作为每年正常死亡基数（三年2,343万人），则三年饿死人数为3,378.3万人；若以1956—1958年三年平均死亡724.9万人为正常死亡基数（三年2,174.7万人），则三年饿死人数为3,546.6万人。 第三种算法，是跳开被缩水的全国汇总表，直接查各省、府、县的地方志与省档案馆原始报表，自下而上逐省累加。 历史学者曹树基以1953年、1964年、1982年三次普查的市县数据为基础，结合上千部县志记载的灾前灾后人口增速，以清代“府”级政区为单位逐一重建，算出1959年至1961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245.8万人（其中四川940.2万、安徽633.0万、河南293.9万、湖南248.6万、山东180.6万、贵州174.6万、江苏152.7万、甘肃102.3万）。杨继绳在王维志、金辉、曹树基三人的基础上，加上按各省官方数据算出的1958年和1962年饿死人数（1958年181万、1962年42万，合计223万），得出1958年至1962年全国非正常死亡约3,600万人、少出生约4,000万人。荷兰学者冯客（Frank Dikötter）在十几个省档案馆查阅原始档案时发现，各县公安局的内部人口统计往往比县委和统计局上报的数字高出50%，据此推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500万人（其中约300万为被打死或自杀者）。 地方档案与上报中央的数字到底能差多少？2014年第11期《炎黄春秋》刊登的洪振快文章，公布了一份保存在四川省档案馆的核心档案——四川省统计局于1962年5月至6月整理完成的《四川省1954—1961年人口变动核查表》。 据《四川省志·公安司法志》记载，由于大饥荒期间“有的地区和单位为多领粮食、多购副食品而浮报人口；部份地区为掩盖问题，弄虚作假，谎报人口”，导致1961年初统计中“全省短差人口上百万”。为此，1961年冬至1962年4月，四川省公安厅根据公安部通知和四川省委指示，在全省“以公社为单位，逐队逐户逐人地全面登记核实，然后层层统计汇总”（文中亦称“1961年四川人口普查”）。这份核查档案里，同时并列了三套1958—1961年四川四年死亡人数： 第一套，是后来交由国家统计局和公安部编印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的中央公布数：四年合计死亡7,927,804人（其中1959年仅报1,409,387人）； 第二套，是四川各地公安部门原先逐年上报的户籍“原报数”：四年合计死亡8,652,786人（其中1959年为2,103,147人）； 第三套，是此次以公社为单位逐队逐户清点出来的“核实数”：四年合计死亡高达10,657,261人（1958年1,781,832人、1959年3,304,430人、1960年3,647,368人、1961年1,923,631人；若加上1962年死亡94.65万人，1958—1962年五年四川共死亡1,158万余人）。 这三组数字摆在一起，可以看出层层少报的差额：仅1959年一年，四川逐户核实死了330.4万人，各地往省公安厅上报时减少了120.1万人（变成210.3万），而四川省再往北京中央上报时，又减少了69.4万人（变成140.9万），一年之内就少报了189.5万死亡人口。1958年至1961年四年合计，四川逐户核实的死亡人数（1,065.7万人）比上报中央的《汇编》数（792.8万人）整整多出2,729,457人。扣除正常死亡后，仅四川一个省，按这套核实档案算出的大饥荒非正常死亡就在735万至795万人之间（而1962年6月原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根据四川省委文件注释向杨尚昆正式汇报时说四川死了1,000万人，同时指出加上自然增长和1961—1962年春荒续死人数起码还要多出250万即达1,250万人，或作1,100万至1,250万之间；杨继绳综合萧风《四川情况》与曹树基等研究后则估计四川饿死人在1,000万至1,200万之间）。 再看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与安徽等地的档案。据杨继绳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及《墓碑（上篇）》中引述，曾任中共临夏州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省妇联主任的李磊在遗著《悠悠岁月》中披露，中央派到临夏的工作组1961年3月18日的报告记载，1959、1960两年死亡41,381人，死绝388户，10个公社41个生产队发生588人吃掉337具尸体的惨剧；而据《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第197页的人口变动表，全州1960年死亡率高达55.08‰，以1957年死亡率12.36‰为基准，1959、1960两年非正常死亡4.96万人；1961年3月中共临夏州委向甘肃省委的专题报告更明确承认：“自1959年1月至1961年1月，全州农村正常、非正常死亡65193人，占1958年初总人口的7.93%。”在同省的通渭县，饿死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天水地委1960年12月24日的报告则记载，马跑泉公社峡口生产队患浮肿、干瘦、子宫下垂等营养不良疾病的病人占总人口的24.2%。在安徽，曾任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的尹曙生证实：“安徽省在大饥荒中饿死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凤阳县1961年人口比1958年减少了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 针对上述多方印证的几千万非正常死亡数字，近年来也有人提出全盘翻案的说法。江苏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连续撰文，宣称“饿死三千万”是“重大谣言”，估计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他是怎么把几千万人变没的？ 孙经先用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岁末总人口增减数减去出生减死亡的自然增长数，列出一栏“人口异常变化累计数”，声称：1956年至1959年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往市镇，产生了1,162万“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的双户口重报人口，并在1960年至1964年间被注销；接着，1960年下半年至1963年又有3,000万以上市镇人口被精简回农村，其中有1,482万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直到1965年至1979年才重新上户口。洪振快归纳孙经先的这一算法说，按孙的说法，1960年至1964年减少的这2,644万（1,162万加1,482万）户籍人口仅仅是统计数字的减少，而不是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与人口死亡无关。为了抹平统计年鉴上1960年高达25.43‰的死亡率（死亡1,693.4万人），孙经先又假定1954年至1958年每年有12%的死亡人口漏报，且恰好集中在1960年一次性“补报”，从而把1960年的死亡率从25.43‰硬调低到15.55‰（早期文章调为17.85‰），一笔抹掉了675万死亡人口。 对于这套数字推演，当年主管全国人口统计的公安部三局老专家和历史学者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反驳： 第一，在统购统销和严格户籍管制的年代，户口就是饭碗。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施行后，城镇居民凭户口领粮票油票，农村社员按生产大队花名册留口粮。农民进城当工人，必须先办户口迁移证才能接上粮食关系；1961年城镇职工被精简回乡，如果不落户口、不转粮油关系，生产队根本不会分给一粒口粮。说有1,482万被精简下放的活人回到农村后长达十几年不上户口、不领口粮、当“黑户”，违背了票证年代的基本生存常识。对此，终生在公安部三局从事人口统计的王维志看完孙经先的文章后直言：“这篇文章跟中国的人口统计工作根本不沾边！他的结论与中国的实际差得太远！”另一位公安部户政统计专家张庆五也断然否定了孙经先的结论。 第二，当年公安部自己的绝密报告和新华社内参，早就把“人口异常变化”的真实原因交代得很清楚。据洪振快引述，1963年11月16日公安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递报告（次日由中央、国务院转发全国），指出各地总人口增长比自然增长少（如1963年上半年全国自然增加1,204万，总人口只增加825万，少了379万），原因根本不是什么进城双户口或下乡漏报户籍，而是“现在很多物资的分配是按人口计算，有些社、队、企业，甚至某些县，为了‘小集体’和个人利益多报人口，多分物资”。1964年11月27日的新华社《内部参考》报道河北石家庄地区55%的生产大队（2,435个大队）虚报人口时更明确总结：“虚报人口，几乎百分之百是基层干部为了多留口粮或多分国家物资而搞的。他们虚报人口的手段大体有五种：多报出生；少报死亡；迁出不销；假立户头；大、小队干部往下分摊虚报人口任务或层层加码。”1962年1月甘肃省委转发的报告也证实，全省查出“人死了不销户、粮关系继续买粮的事件达二千多起”；四川民政厅涪陵工作组1962年1月30日的报告同样写道：“死人不报活人吃死人粮等情况相当严重。” 第三，把全国数据拆回到各省，孙经先的推论也与地方核查档案不符。在《汇编》中，1960年全国“人口异常变化数”为-696万人，其中四川（-300万）、安徽（-146万）、河南（-57万）、山东（-47万）、湖南（-33万）五个重灾省就占了-584万人，仅四川一省就占了全国的43%。而四川省统计局1962年的《人口变动核查表》已经查明，四川之所以出现近300万的账面异常缺口，完全是因为1958—1960年多报了155.6万出生人口、少报了266.6万死亡人口。更重要的是，四川1958—1962年逐队逐户核实的1,158万死亡人口（其中非正常死亡735万至795万人），是实打实的死亡登记数，与人口迁移毫无关系。仅四川一个省核实出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已经是孙经先所谓250万以下“营养性死亡”人数的三倍。 从1961年底被周恩来下令烧掉的那份全国汇总表，到1964年人口普查后公安部三局五处调集26省市人员算出的内部数字，再到几十年后中外学者用统计年鉴、三次普查生命表和各省核查档案反复验算出的三四千万人——算法可以有三种，但无论是总人口账面上的千万级减少、1982年人口金字塔上深陷的断崖，还是四川省统计局核查表上多出来的272.9万死亡人口，都印证了这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数千万的事实。

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起草《历史决议》时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长久以来，坊间常把大跃进和大饥荒的罪责算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头上，而把文革中惨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后来主持改革开放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排除在历史责任之外，甚至奉为替农民说话的“救局者”。但如果翻开1958年至1962年的各省档案、会议记录与当事人回忆，就会看到另一幅历史图景。 1958年大跃进的启动，第一步是拔除地方上敢讲实话的务实官员。站在第一线做这件事的，是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 1958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兰州向甘肃省委传达指示说，针对副省长孙殿才、陈成义和梁大均的斗争“不能含糊”。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随即抛出“孙、陈、梁反党集团”案，在全省审查羞辱了约19万人，开除4万名干部党籍，把反对高征购的声音彻底按了下去。同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因主张放缓合作化步伐、派人调查提议给农民每天留一斤口粮，遭到省委书记处书记吴芝圃围攻。当时潘复生因病住院未能参会，被从医院拉到河南代表团小组会上批斗了三个半天。吴芝圃在会外向总书记邓小平汇报河南的党内斗争，邓小平支持吴芝圃说：“真理在你们这一边。”5月18日中央通知免去潘复生职务，由吴芝圃主政河南。二十多天后，吴芝圃就在遂平县放出了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甘肃和河南，双双成为此后三年饿死人极为惨烈的重灾省。 到了1958年夏秋，刘少奇与邓小平分头下到各地视察，把“放卫星”和“吃饭不要钱”推向高潮。 当年7月14日至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夸奖当地干部虚报的高产数字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8月他派人再去寿张调查，写回的报告正式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来到河北徐水县，听当地汇报说给山药灌狗肉汤可以亩产120万斤，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看密植庄稼时，他又出了主意：“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垄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锄草、间苗的话，可以作个寸把宽的小锄，也可以用镊子夹。”9月19日至28日，刘少奇视察江苏，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公社党委书记报出亩产可以打一万斤，刘少奇笑着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9月27日，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把江苏省从农村调集300万农民搭棚炼钢、不计报酬的做法奉为新劳动制度的萌芽。他说：“江苏省只有50万产业工人，现在炼钢铁的有300万……共产主义劳动是没有报酬的，因为你横竖有饭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个报酬，而且是没有定额的。”他在同一场讲话中宣布：“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哪里？5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他站稳了，他实行了供给制，其他所有人都要向他看齐。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邓小平同样按照某试验田亩产七万斤推算，确信1958年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200斤，预算1959年人均可达5,000斤；10月视察东北四市时，他下令：“城市公社必须办。” 各地敞开肚皮吃了几个月，到1958年底至1959年春，各省普遍缺粮。然而中央把1959年预留出口换汇的粮食比上年翻了一倍，定为400万吨。据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引湖南省档案馆记录，1959年1月22日，邓小平在讲话中算了一笔账：“如果人人节约几个鸡蛋、一磅肉、一磅油和十二斤粮食，整个出口的问题就会完全解决。”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彭德怀写信为饥民请命。作为党内二号人物的刘少奇加入了对彭德怀的批斗，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说：“彭德怀同志说我‘篡党’，我也这样讲：与其你篡党，我看就不如我‘篡党’好。”8月底，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攻击怀疑大跃进的人“好意不多”，宣称几亿人搞大跃进，“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席卷全国，中共中央批转的文件把1959年春夏各地恢复自留地、解散食堂的纠偏定性为“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这场运动究竟整了多少敢讲真话的干部和党员？1962年5月11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亲口承认：“譬如河南40万，实际不止。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数总有几千万。” 进入1960年，全国大饥荒全面爆发，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库存频频告急。为了保住大城市供应，中央决定让农村做出牺牲，集中向四川等省调粮。 那年春天，四川已是饿殍遍野，邓小平到四川出席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仍表扬李井泉说：“四川的工作，中央认为满意，是全国工作做得比较好的。”4月，刘少奇携王光美到成都，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向中央汇报：今春以来全省140个县发生肿病和妇女病约100万人，“死亡要达到10万”，原因之一是去年征购多了；刘少奇听完汇报，仍在会上就四川新一轮的工业大跃进高谈阔论。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曾任李井泉秘书的陈震寰回忆，总书记邓小平、周恩来、李先念向四川调粮下的是死命令，邓小平到四川时曾说：“调粮问题，四川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上海的人，否则国际影响就大了。”这句话在四川一些干部中流传，被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归纳为：“人死在山沟里总比死在王府井大街上强。” 到了1961年底，四川已因连续高征购饿死上千万人，邓小平在11月10日的中央会议上仍在催逼征购任务：“主要是30天的工作。这30天抓住，就抓到了，这30天抓不到，就呜呼哀哉。总想减，不努力完成任务，说不过去……庐山会议确定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不能讲价钱。”同年底，邓小平又在领导层讲话中为李井泉开脱：“过去有的地方也有征购过了头的，如四川，好几年确实过了头，今年也过了头，但是不得已。我赞成四川的风格，从来没有叫苦，大家要向他们学习，并不是我是四川人才说四川。” 至于1961年至1962年初刘少奇与邓小平的“救局”，确实出手制止了饥荒继续恶化，但在这场止损中，他们又是如何对待自身责任、如何对待替罪羊、如何对待彭德怀的？ 1960年，湖南青年女工刘桂阳到中南海北门外举出“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的纸牌。讯问笔录送到北戴河中央书记处，邓小平批示“请少奇同志阅”，刘少奇批示：“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1961年春刘少奇回湖南农村调查，看到不满十岁的饥饿少年肖伏良写下的“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标语，清楚若再按原样征购下去还会再饿死几千万人，决定不再附和毛泽东，并在1962年1月27日的七千人大会上讲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尽管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1958至1961年全国并未遇到特大的水旱灾害。 刘少奇在回乡调查时曾对乡亲说“我们对不起大家”，在七千人大会上也说过“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不把责任放在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人身上”。但一落到具体追责上，他既没有清算自己在寿张、徐水、南京刮“五风”的责任，也没有放过执行命令的基层干部与当年讲真话的彭德怀： 第一，他把宣传浮夸风的责任分了一半给报社。他严厉训斥《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天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人民日报》搞了这样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坏处还要大。”并称：“这几年的教训，中央要负一半责任，《人民日报》也要负一半责任。” 第二，他把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定性为阶级敌人复辟，拿大批基层干部充当替罪羊。信阳惨案曝光后，刘少奇在一个报告上批示：信阳地主阶级复辟了，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让信阳人民来个第二次解放。中央与省地抽调四千多名干部并调动部队接管信阳，13万余名各级干部参加整风学习，其中集训8千余人、特别集训5千余人、斗争批判1万余人，农村数万名基层干部被用绳子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看守。潢川县178个大队中有146个被定为“全部烂掉”；据来信反映，罗山县生产小队以上的干部一律被称为“小路宪文”清洗干净。信阳专员张树藩因为想不通怎么这么多干部都变成了反革命，在地委常委会上忍不住大哭起来说：“要我领导去整他们，我确实下不了手啊！”结果被划为“糊涂人”。刘少奇原本准备逮捕吴芝圃、舒同、张仲良等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传话保下后，刘少奇指示杀一批县级干部平民愤；据商丘地委副书记耿化伍讲，中央派驻河南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提的数目是：大县杀八百，小县杀四百，一个大队杀四至五人，共二万人。毛泽东再次传话不杀县委书记后，除贵州湄潭、金沙等边远地区个别县委书记被杀外，最终被捕、被杀、被逼自杀的主要是县一把手以下的基层干部（直到1961年初中办收到八十五封反映河南整风扩大化的来信，刘少奇才在3月指示河南整风降温）。一位县委书记坦言：“我们县里饿死这么多人，把我们枪毙一百回都不冤枉。但是，我们执行的政策没有一项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土政策，都是省委的政策，我们可按省委指示干的。” 第三，在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出手保下李井泉，刘少奇则宣布“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会上四川干部纷纷批评李井泉，李井泉在四川组检讨流泪仍下不了台。邓小平先在家里把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明朗匿名信拿给李井泉看，随后亲自到四川组出面解围说：“李井泉也不要再做检讨了，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账不能都算到某一级头上。”并在毛泽东召集的各大区书记会上建议结束“出气会”。而在1月27日讲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同一场口头报告中，刘少奇专门讲了一段后来收入《刘少奇选集》时被整段删去的1,100字，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刘少奇当众指控彭德怀：“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 未获准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彭德怀得悉刘少奇的讲话后大哭一场。他翻开报告读到那一段时，连声高喊：“诬蔑，诬蔑！”随即抓起电话找杨尚昆：“请转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我彭德怀向党郑重申明，没有此事！”1962年暑假，彭德怀把报告上划了红线的那一段拿给侄子彭正祥看，忿然说道：“他说的话，他自己负责。这句话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 出处： 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0页（1980年4月1日邓小平谈话）。 2. 冯客（Frank Dikötter）《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39、44页（引甘肃省档案馆91-4-107），第101、105页（引湖南省档案馆163-1-1052），第156—157、166页（引湖南省档案馆141-2-138）。 3. 杨继绳《墓碑——1958—1962年中国大饥荒纪实（上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年第15版，第77—78、92—94、437页；《墓碑（下篇）》，第93、158—160、278—279、487—488、536页。 4.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64、244—245页（转引东夫《川西“大跃进”纪实》）。 5. 宋永毅、丁抒主编《大跃进与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辨（上册）》，香港：田园书屋，2009年，第234、337、371—374、377页（东夫《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荒的特殊成因》，引陈震寰回忆及1960年4月《廖志高给刘少奇主席的汇报提纲》）。 6. 彭德怀传记组《彭德怀全传》第3册、第4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431页、第292页。 7. 靖鸣、周燕琳《刘少奇与〈人民日报〉三次纠“左”》，《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第59页；李甫《〈人民日报〉大跃进宣传的反思》，《炎黄春秋》2008年第11期，第27页。 8. 乔培华《信阳事件》，香港：开放出版社，2009年，第158、193、198—201、203—204页。 9.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上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年，第78页；滕叙兖《不信青史尽成灰：彭德怀的铁骨与柔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第316页。

1959年6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韶山水库游完泳上岸。这是他离家三十二年后第一次回韶山。他指着水库边一条长满松竹的山冲，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 “小舟，咯个地方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住好吗？” 这条山冲叫滴水洞，他的祖父就葬在这一带，他小时候在这里放过牛。说这话的时候，他并不缺房子住。地方上早给他在韶山盖好了一座别墅，叫松山一号，这两晚他就睡在那里。 当天晚上，他请乡亲吃饭，摆了八桌。开席前先开座谈会，他一再叫大家放心提意见。一位老人说：“主席，意见是有，就是如今讲不得，讲了要挨辩论，挨斗争！”后来大家还是说了，说得最多的是吃不饱。从前韶山一个人一年有九百多斤粮，现在不到三分之一。有人说：“主席，要是您不回，我们都快饿死了呀！”一个年轻人敲着饭钵说：“饭钵叮当响，餐餐吃四两。”毛泽东把脸一沉：“现在还有三四两，总比过去吃百家饭好吧？”百家饭就是讨饭。他又对周小舟说：“这是在告你的状，这些是你管的范围，你要把这些意见记起来。” 开席了，桌上有木耳炒鸡、回锅肉、烧鲜鱼。人们吃得很快。毛泽东说：“慢点吃，慢点吃，还有菜。” 几天后，他上了庐山开会。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信里很多材料是周小舟提供的。毛泽东找周小舟谈了一个通宵，要他揭发彭德怀，说只要写个检讨，还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着泪说：“我怎么能批彭总呢？”他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撤了职。接任的张平化回到长沙，主持了一场一千九百多人的大会，开了二十多天，重点批周小舟。替挨饿的人说话是什么下场，到会的干部都看见了。 1960年5月18日，毛泽东的专列停在长沙。他同张平化谈起滴水洞，说那里修房子很好。上一年说的是搭茅棚，这回说的是修房子。张平化亲自去看，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编的书这样记他看到的：“这里环境幽静，树木葱茏，空气新鲜，泉水清甜，安全保密，在山谷中盖房子，飞机也无法侦察到。” 张平化请示主管中南几省的陶铸。陶铸为了讨好毛泽东，决定拨款一亿元。规划里有大礼堂、高级宾馆、山顶的直升机场，还要从铁路干线拉一条支线，让火车直开进山谷。工程代号二〇三，1960年下半年动工，对外说是国防工程。周围五平方公里划成禁区。1955年，山冲里住着十一户农家，四十多口人。1960年，“因国家建设需要征收，社员全部迁出，另作安置。” 就在这年秋天，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和一个表弟从韶山一带上了北京。两位老人等到国庆节过后，还是见不到人。他们喊毛泽东主席三哥，不肯把材料交给秘书，说：“主席三哥说过，乡里来了很多信，他收不到。”又等了几天，才见到他。 毛泽荣一口气讲了家乡两年来的事。社员的鸡、鸭、猪被一把没收，差不多绝了种。青壮年都上了工地，稻子掉在田里，红薯烂在地里。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煮烂白菜，很多人得了浮肿病。他提高嗓门说：“主席三哥，这些情况，干部都不敢给你汇报。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毛泽东问口粮怎么分，毛泽荣说：“小孩每天三两，大人一斤。”毛泽东叹了口气，说看来得采取一些措施。 1961年春天，毛泽东派秘书胡乔木到韶山调查。韶山人对调查组说：“食堂有得油水，有得菜，一钵饭，一瓢辣椒盐水汤，吃了以后还是饥肠咕咕叫。”有得是湖南话，就是没有。大人一斤粮听着不少，到了食堂就是这一钵饭，干部还“动不动就扣社员的钵子饭”。胡乔木又去了紧挨韶山的湘乡县，毛泽东的外婆家就在这个县。4月14日他写信报告毛泽东：邻近韶山的龙洞公社有三个大队，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死了707人，占现有人口的13.5%；他亲自去看的楠香、石匠两个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在20%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饿死3万人，去年约死2万人”。这还是县委自己报的数。人口学者曹树基后来算，这个县减少的人口可能超过十万。 这封信由毛泽东的侄子毛华初带到长沙，交给张平化转送。张平化就是动工修二〇三工程的人。当晚毛泽东看完了信。第二天下午，他在长沙省委蓉园四号楼接见毛华初，这座楼也是湖南省委给他修的。他问为什么食堂吃不饱。毛华初说了真话，他表扬了毛华初，又说可以先在韶山试点解散食堂。 食堂后来散了。二〇三工程没有停。从1960年5月到1962年底，他来湖南十次，多次见张平化，常住在蓉园。湖南财政拿不出那么多钱，礼堂、机场和铁路都砍掉了。纪念馆的书说这叫“只能因陋就简”。因陋就简修成的是三座楼，主体建筑三千六百三十八平方米。一号楼照他在中南海的住房式样修，二号楼有二十四间客房，还修了一条公路通到山冲里。1962年底完工。到底花了多少，这笔账没有公开过，作家辛子陵写的是耗资一亿二千万。他算过一笔账：分给人口学者算出的湖南饿死的二百四十八万人，每人可得五十元，当时全国有两成农民一年收入不到四十元。 这样的房子当时不止这一处。各省都在给他修，有人统计全国有五十七座，很多他一次也没去住过。1959年7月6日，彭德怀在庐山的小组会上说过：“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滴水洞却是他自己开的口。那时他已经把国家主席让给刘少奇，退到了二线。辛子陵的看法是，这些房子他明知住不了几天，“他要用这种方式强化自己的地位，让全党知道，他虽然‘退居’二线了，但仍牢牢地掌握着权力”。 房子修好后，一个连的兵守着空房，过了三年半，他才第一次来。 1966年6月17日下午四点左右，一辆拉着窗帘的吉姆车开上了这条公路。文化大革命刚发动，他离开北京已经七个月，让刘少奇在北京主持运动，自己在南方不露面，要等北京乱起来再回去收拾刘少奇。这次回韶山，要求绝对保密。快到地方，他忍不住拉开窗帘，把头伸出去看。路边山脚有个打柴的小女孩看见了，一溜烟跑回家说：“我看见毛主席了！毛主席到滴水洞去了！” 消息很快传开。公安人员找到她家，对她说：“你看错人了，车里坐的不是毛主席，你不准再乱讲了！”村里也特地开了会，叫大家不要乱想。纪念馆的书接着写：“韶山人民盼望毛泽东回来，但他们相信公安人员，山村又恢复了平静。” 他住了十一天。每天看书，批文件，把《资治通鉴》又读了一遍。散步不超过三百米，七年前游过泳的水库就在跟前，他也没有下去。房子背后是毛家的祖坟，他看了很高兴，对这座“茅棚”十分满意，跟警卫谈起风水先生怎样说这里是龙脉。韶山的乡亲，他一个也没有见。 七年前的6月26日，他在韶山请乡亲吃饭。1966年的6月26日，他在一号楼的会议室接见省委、地委和县委的书记，一起照了相，对他们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6月28日上午，车子拉严窗帘，开出了山谷。十天后，他在武汉给江青写信，为了保密，这样说起这里：“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这封信酝酿于滴水洞，里面就有那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时刘少奇已经派工作组进学校领导运动。7月18日他回到北京，随后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 他再也没有回来过。这里还是有人守着，1970年又添了防震室和防空洞，能防原子冲击波。他一直没有退休，1976年死在北京。 ——《毛泽东遗物事典》，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红旗出版社，1996年，第83—84、260—262页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390—391、455—456页 ——林蕴晖《乌托邦运动》，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452—454、627—628页 ——杨继绳《墓碑》上篇，天地图书，2016年，第638—639页 ——丁抒《人祸》，九十年代杂志社，1991年（“滴水洞工程”一段） ——《中共党史资料》第67辑，第147—154页（毛泽东历次到湖南的记录） ——杨第甫《庐山会议周小舟坚持不批彭德怀》，《炎黄春秋》2001年 ——《彭德怀全传》第4册（1959年7月6日发言） ——刘秉勋《毛泽东决定解散农村食堂的来由》，收入《毛泽东剪影》，上海辞书出版社，第174—181页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第58页（引胡乔木1961年4月14日致毛泽东信）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第256页；季鹏《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造价、别墅规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71页（致江青信） ——陈淀国《走进神奇的滴水洞》，《炎黄春秋》1997年 ——《滴水洞的历史由来》（1955年工作组成员回忆，农户与迁出）

1961年1月，安徽省凤阳县委召开五级干部扩大会议。武店公社在会上发言的十三个人里，有四个伤心痛哭。考城大队社员代表王家来说：“我们大队原有5千人，现在只3,200人。日本鬼子来我们也没有死这么多人。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呢，今年我们往哪里都跑不掉，到处有劝阻站，就算跑出去了，没有粮票，到哪里也没饭吃，只能活活在家受死了。我家6口人，死掉4口，还有两口人。我是最后一个喂牛的，快要接上夏收，才没有死，12个喂牛的人都死了。”他讲着讲着就哭了起来。 凤阳自古有背着花鼓外出逃荒的传统。民间流传的凤阳花鼓词里唱：“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历朝历代遇到饥荒，灾民走出村子去外地讨饭谋生，是活命的最后一条路。但在1959年到1960年的大饥荒里，这条延续了几千年的逃荒路被堵死了。 在凤阳县，1959年冬到1960年春正当缺粮、疫病、外流、死亡严重的时候，县委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规定各公社每天的粮食入库数字一天三报：“上午报打算，中午报行动，夜里报实际。”县委召开全县生产队队长以上干部大会搞反瞒产斗争，从县里一直开会斗到生产小队，年三十晚上也要开，一连开了四十多天，造成全县到处翻箱倒柜搜查粮食的局面。 为了掩盖饥荒，县委连饿瘦的社员上街都不准。武店公社党委书记万德元在1961年1月的县委扩大会议上揭发，1959年在武店开烤烟现场会时，县委书记处书记董安春为了显得烟叶卖得多，让一个驮子的烟分三个驴子驮；同时董安春还专门布置：“对饿得脸色不好的社员要看紧，不让他们上街，免得让外面知道。饿死的人要埋3尺，上面还要种上庄稼。” 据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1961年2月1日写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59年和1960年两年，不到四十万人口的凤阳县共饿死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全县死绝的有8404户，死、跑而空的村庄有27个，其中小溪河公社就有21个村庄无人而空。 比凤阳封锁得更严密的是河南信阳。1959年秋高征购和反瞒产之后，信阳各公社食堂相继断炊。眼看在村里只能活活饿死，一些农民试图外出逃荒。信阳地委害怕这些人出去把大量死人的消息传开，于是通知各县市：人口外流就是破坏大跃进、破坏人民公社，要设岗拦堵，不准外逃。 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信阳南北两个火车站，由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守。在村一级，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路口设卡，一旦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扒掉衣服毒打。 光山县北向店公社一名副书记领人拦截群众，夺走衣服、被子、包袱，抢夺银圆八十块、人民币六十元。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的干部组织了十名基干民兵拦堵群众。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节，这十名民兵在河边的三间屋里一共殴打来往社员四十多人，其中打死十二人，扒了159人的衣服。当地群众把河边那三间专门打人的屋子叫作“剥人厅”。 走出村口的农民，在城关和车站面对的是收容所。信阳市一共设立了751个收容站，先后堵截外流人员十九万人，仅车站收容所就打死、饿死一千五百人。 潢川县把外流的社员一律叫作“流窜犯”，全县设立了67处收容所、私设监狱，一共收容群众9330人。侥幸从收容所逃出来的人说，一进收容所大门就成了犯人，要先过三道关：“一审讯，二搜查，三毒打”，随后是无限期的劳动，还不给饭吃。在这67处收容所里，被毒打摧残致死的人数高达2195人。 潢川县城关公社一个绰号叫李瞎子的人说，他在城关收容所里就看到有三百多人死了，每天抬出去的死人少则两三个，多则十个，人死得多了，白天怕人看见，都是夜里抬，一个坑里就埋八十多个人。城关公社社员娄家绪说，1959年冬省委检查团来的时候，怕他们发现收容所里有死人，前一天就抬出去八十七个，其中还有四个人没有断气，并向抬的人要水喝，结果都被活埋了。 为了不让死人的消息外露，信阳地委还让公安局控制了所有邮局，一共扣压了一万二千多封向外求救的信件。潢川县一名在郑州银行工作的女子王秀珍1960年春节前后来乡探亲，给党中央毛泽东连发三封挂号信反映饿死人的情况，信被扣下后，县委书记找来公安局长限期破案。公安局根据邮电局营业员“短烫发头，脸上有点细面麻子”的回忆，把全城所有的女麻子集中起来挨个审讯，最后查出王秀珍，通知郑州市公安局要求将她法办。 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晚年在《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里回忆，到1960年春天，信阳事件暴露，中南海秘书室负责人之一的彭大章带领人下到信阳调查了解，回北京后神色惨然地对邓力群说：“老邓，问题真严重啊！”后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邓力群追述这件事时说：“还有特别厉害的一条是，没有饭吃了，村子里能够吃的、能够找到的都吃光了，为了保住他那个浮夸，竟不让逃荒，让民兵把着。这里没有饭吃，到别的地方去逃荒，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是这个办法，解放以后遇到大灾大荒之年也都是这个办法。不让逃荒，强迫命令，把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饿死了。” 邓力群把民兵守村口不让逃荒归咎于基层干部“为了保住他那个浮夸”，毛泽东在1960年春看到这些情况时，起初甚至断定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地主富农实行“阶级报复”。 但基层干部之所以敢派民兵封锁道路、设劝阻站和收容所抓捕外逃农民，手里依据的正是从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层层下达的正式文件。 早在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配合统购统销和城市粮票制度，限制农民进城。到了1959年春天，全国多省已经发出断炊和饿死人的警报，大批饥民外出求生。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3月5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谈到会议文件修改时专门提出：“文件还要修改，但基本观点就是这样，你们可以照办。里面供给和工资问题没讲，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 三天后的1959年3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写信：“根据郑州会议曾经谈到的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问题，并且根据会前在北京同有关各部和北京、河北曾经谈定的办法，改写了一个中央和国务院的紧急通知，现送上，请书记处批发。”3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单位广泛宣传党和政府制止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方针，并在通知第三项中规定，凡有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和工矿区，当地政府应当指定有关部门进行收容和遣返工作。中央定下“制止盲目外流”与“收容遣返”的方针后，到了地方就被执行成县城车站遍设收容所、公社派民兵把守村头路口的层层封锁，把断炊的农民死死困在了村里。 出处： 1. 杨继绳《墓碑——1958—1962年中国大饥荒纪实（上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年第15版，第65、266—269页（引1961年1月《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王家来、万德元发言及1961年2月1日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 2.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广州：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81、83—84页。 3. 乔培华《信阳事件》，香港：开放出版社，2009年，第133—134、190页。 4.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106—107页。 5. 丁抒《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1年，第十章《大灾劫咎由人祸》。 6. 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41卷，香港：润东出版社，2013年，第286页（1959年3月5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7. 《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55—556页。 8. 顾洪章、马克森《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第22页。

“东风压倒西风”“十五年超过英国”，这两句中国人大多听过。它们出自同一篇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对六十多个共产党的代表讲的。 讲完十五年超过英国，他接着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中国老百姓听不到： “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 他说的死一半，是十三亿多人。 赫鲁晓夫后来回忆，毛讲这段话时，“整个会场一直是死沉沉地一片寂静”。会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说：中国有六亿人口，准备损失掉三亿，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一千二百万人，我们怎么办呢？南斯拉夫的首席代表卡德尔听完想：“再清楚不过了，毛泽东想要战争。” 今天替他开脱的，大致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这是苏联人吵翻以后编出来骂他的。这段话就印在中共自己编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26页。一九六三年七月，中苏两党代表在莫斯科当面争吵，苏方拿这段话指责中共，中方的彭真没有否认，还说毛“正确地指出”，“极而言之，即使人类死去一半，人类的前途还是光明的”。一九六五年他自己还提起，外面传他不怕死人，美国记者斯诺问他为什么不辟谣，“我说不要辟谣”。 另一种说，这不过是“极而言之”，从最坏处考虑问题。那就看他关起门来怎么讲。 半年后，一九五八年五月，北京，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台下是中共自己的代表。他从汉武帝讲起，说人死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汉武帝时五千万人，到南北朝只剩一千多万，还问在座的史学家：“对不对？范文澜同志你研究过的。”然后他算了原子战争这笔账： “打原子弹没有经验，不知道死多少，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29亿人，还有9亿多人。9亿人也好办事，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 同一次会上，他说起当年斯大林劝他别打内战，说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说得过分。怎么毁灭呢？有那么容易？打原子仗，我们死一半还有三亿人口。”那时中国就六亿人，这一半就是三亿中国人。 这笔账他真信。在莫斯科当众讲出来，还另有一层用处。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讲和平共处，说原子战争打起来，世界也许都要毁掉。如果真是这样，世界革命就打不成了。毛要的是世界革命，还要领这个头。去莫斯科之前，他向苏联提议，大会宣言只由中苏两家签署。没有办成，退一步，宣言由中苏两家起草。各国领导人里，只有他住进克里姆林宫，只有他坐着讲话，不交讲稿。回到北京第二天，他对政治局常委说，苏共把和平共处当外交总路线是错的。 要比谁更不怕打，他的本钱就是人比谁都多。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一千二百万人，诺沃提尼不知道怎么办。中国六亿人，他算得出还剩三亿。 这本钱不能少。中共本来想搞计划生育，他一直没拿定主意。从莫斯科回来不久，他开始说人多好。一九五八年一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一些好嘛！”赫鲁晓夫记得他在莫斯科还说过：“不消几年，我们将比过去生产更多的婴儿。”死掉的再生回来，讲话里那句“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就是这笔账。 光有人还不够。他讲这番话时，中国一颗原子弹也没有，打起来要靠苏联的。他还要苏联帮中国造：一九五七年十月，苏联刚刚签了协定，答应下来。技术和设备要拿东西换，中国拿得出的主要是粮食。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中国出口粮食七百万吨，换外汇搞军工。后来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这时已经开始了。 协定签了不到一年，先开炮的是他。他在莫斯科说“不是我们要打”，九个月后，一九五八年八月，他在北戴河下令炮击金门。金门在国民党手里，美国军舰开来给国民党的运输船护航，一碰就可能是中美开战。他写信给赫鲁晓夫：“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周恩来对来北京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重申：中国准备承受严重的打击，包括核打击。 他亮出不怕死的本钱，想压住赫鲁晓夫，结果原子弹也没有拿到。赫鲁晓夫听完这番话，开始担心把造原子弹的本事交给这样一个人，再加上金门那一炮，他下了决心。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第二年又撤走了专家。苏联不帮了，毛决定中国自己造。一九六一年夏天，饥荒还没有过去，中共高层在北戴河开国防会议，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说：“就是脱裤子当，也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当，就是典当。毛当场表示欣赏。会上没有人提饥荒，也没有人提议把核计划停下来。花了多少钱，国人一点也不知道。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 造出来以后，全国还是照要打的样子准备着，落到老百姓头上，就是挖洞。一九六九年，中苏在边境上打起来，全国亿万人挖防空洞，进了七十年代还在挖。一九七二年，国务院报告粮食减产，请示能不能少挖一点。他批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不但不减，还要求扩大规模、提高标准。北京一地就留下两万多个洞，很多连钢筋水泥都没有，后来成了“耗子洞”“水帘洞”。 他自己在中南海修了可防原子弹的防空洞，在北戴河有防核的行宫。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总参谋长黄永胜又签署命令，在湖北咸宁开工，代号“131”，给毛泽东修防核指挥部。一九七一年林彪摔死，黄永胜是林彪的人，被抓了，工程废弃，毛没有用上，现在是旅游景点。它停工的时候，山洞已经分了三层，八个出入口装着几吨重的铅门，粮库够几百人吃住一两年。毛泽东的住处布置得和中南海一样，卧室有电梯直通山头。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6页（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389—390页（八大二次会议讲话记录） ——《毛泽东全集》第39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二） ——《毛泽东全集》第47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听取谷牧、余秋里汇报计划工作时的指示（1965年1月） ——沈志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61、763页；《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十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179页（1963年7月15日彭真发言）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50、468页 ——张戎、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355—356、383页 ——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1965年1月谈话），见《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 ——《炎黄春秋》1994年合订本（1958年1月28日最高国务会议讲话） ——国家原子能机构网站、国防部网站（1959年苏联来信，1960年撤走专家，1964年原子弹爆炸）

《南泥湾》这首歌，很多中国人从小就会唱。歌里的南泥湾是"陕北的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唱的是王震和他的三五九旅：抗战时期，这支部队开进延安东南的荒山，一边开荒种地，一边练兵，自己养活自己。 荒是真开了，粮食也真种了。一九四三年二月，中共西北局，就是管陕甘宁这一带的领导机关，派人到南泥湾调查，写了一份内部报告。报告说，前一年开进来的几支部队"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产"。部队的人自己总结："去年吃亏处在把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 特产就是鸦片。边区的公事上一般不叫它鸦片。经手这门生意的干部梁爱民后来回忆："我们不叫大烟土，而称其为'土货'或者'特货'，后来称做'肥皂'，论条论块，最后正式定名为'土产'。" 中共一直以禁烟为招牌，为什么要种？因为边区已经没有钱，粮也收不上来了。 陕甘宁边区又穷，人口又少，却要养中共中央和越来越多的军队、机关。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又封锁边区。这一年边区向老百姓要二十万石公粮，还要他们替公家运盐。六月，边区政府开县长会，一个炸雷把延川县长李彩云打死了。这件事毛泽东后来自己讲过："有人说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同一个月，德国打进苏联，毛泽东又担心莫斯科的钱接不上了。 一九四一年到了十二月三十一日，边区财政还"库空如洗"。第二天元旦，财政厅长南汉宸亲自带着武装缉私队，到边区保安司令部的军需处，"缉获肥皂十三箱"。财政部门后来总结："这十三箱肥皂就成了一九四二年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肥皂就是鸦片。那时部队自己贩烟已经很常见，这十三箱是军需处长私下弄来的。厅长把它没收了，拿它当了边区第二年统一收支的本钱。 这门生意，陕北本地的领导反对。南汉宸从军需处回来，副厅长霍维德就来告诉他，下午四点毛泽东要听他汇报"经营土特产的问题"，有老同志写了长信反对："西北局的几位领导，包括高司令在内都是一个意见，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宁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高司令是西北局书记高岗。南汉宸的传记从头到尾不提鸦片，只说土特产。 南汉宸到了杨家岭。毛泽东问他："办呢，还是不办？"南汉宸说："我们眼下是栈道已毁，只剩下暗渡陈仓一条小路了。"毛泽东说："难道我们不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吗？"毛泽东接着说，摆在面前的只有三条道："第一条，是想法子弄钱，弄粮，弄到我们所必需的物资；第二条，大家散伙；第三条，饿死。" 明修栈道，是公开开荒种地、运盐换钱。暗渡陈仓，就是这门生意。毛泽东在小圈子里管它叫"革命的鸦片战争"。 南泥湾的地里，粮食和鸦片都有。当年给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当秘书的师哲，晚年被作家张戎问起延安种鸦片的事。他先说："这个东西传出去，对我们共产党很不利的。"接着承认："是有这个事情。""鸦片周围种了很多粮食，是高粱，鸦片种在中间。" 种烟要好地。那份报告写："只是种特产向老百姓调剂了几千亩川地。"川地是河边的平地，这里最好的田。调查表上，三五九旅的七一八团这一年种了一千亩烟。各单位报给调查人员的收成都不多，可是鸦片贵。一九四二年底的延安市面上，一斗小米卖一百二十五元，一两鸦片卖一千四百元。边区把自产的和晋绥根据地运来的烟都算上，这一年鸦片收入占了财政收入的四成，公粮从二十万石减到十六万石。总结写："由于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在七大上讲这段经过，说的是："后来我们用发展生产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日，苏联派来的电报员尤任在毛泽东住处学打麻将，牌桌上问："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特区就是边区。苏联代表弗拉基米洛夫的日记接着写："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邓发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说，以前边区把盐运到国民党地区去卖，"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 这门生意要瞒着外面。一九四二年六月三日，中共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写："陕甘宁边区与华北敌后根据地，对禁烟，雷厉风行，至今为止，禁种已完全做到……不愧称为禁烟模范区。"文章还说："我们希望大家去边区实地参观。"十二月十二日，延安《解放日报》发社论，说三五九旅"是执行朱总司令屯田政策的模范"，地里"种植了粮食、蔬菜和棉麻"。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日，王震到延安开座谈会，作家萧军当天的日记写："他讲了如何改善自己部队的伙食，用烟土换老牛，吃肉。"一九四三年春节，鲁迅艺术学院的秧歌队到南泥湾慰问，八个女演员挑着八对花篮，唱的就是这首歌。延安的文艺界清楚南泥湾种的是什么，歌里还是写"鲜花开满山"。 一九四三年三月，三五九旅自己卖烟出了事。 这时候鸦片只许公家统一收、统一卖，由贺龙主管的西北财经办事处负责，这叫统销。部队自己卖就是私卖。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之前驻防绥德，东关还留着旅里的合作社。三月二十日，绥德的禁烟督察处得到密报，合作社的张主任常在东关零卖鸦片。督察处的密查员当天从他手里买了一两，付了一千四百元，约好晚上再买五十两。晚上，督察处派督察队长和缉私员等四个人去抓。报告只有一句："当晚东关发现枪声，该四同志失踪至今未返。" 替张主任家跑腿的是绥德市民张作有。他上书给财经办事处说，张主任的妻子王风英常抽大烟，也常卖，他觉得"事系上峰主张"，是上面让干的，就帮着卖过十次以上。二十一日交货时，督察处把他抓了，问明他没有从中赚钱，又放了。他接着写： "不料九旅反将民之老母拘捕至今不知生命如何，并闻将封闭民家捕捉民等。" 九旅就是三五九旅。 贺龙为这件事两次写信给王震，第二封信写："查私犯鸦片即属破坏统销，拘捕人民立系违犯法令，如所述属实，请查明办理为盼。"那四个人叫什么名字，信里没有写。 一九四三年，边区下了禁种令，老百姓不许再种。公家的买卖没有停，货大半改从黄河对岸的晋绥根据地运来，陕北部队的地里也还有人种。偏僻地方的老百姓地里还留着烟苗，怎么办？八月一日，一份秘密通知发到各县，题目叫"禁种特产"，签名的是延属地委书记、专员和王震。王震这时除了当旅长，还兼着延安这一带的警备司令和代专员，军政都管。通知要各县查清"留有烟苗之人家、亩数、收获量"，"最低限度公家要没收到全收入的80%"，"烟户最多只能留到20%"。各县手里的鸦片一律"送交专署，统一出售"。通知的最后一句是： "以上办法，只作执行之准则，不许宣布，并须严格切实执行，对群众仍称没收处罚。" 烟农看到的，是公家来禁烟，罚他，把烟收走了。他不知道，收走的烟接着就送去卖了。 禁种令发了，九月二十二日，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记里写，政治局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批准加强"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要在一年内往国民党地区的市场至少送去一百二十万两鸦片，"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管"。任弼时向他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日记接着写："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十月，毛泽东在西北局的高干会上讲："这样大的开支，没有鸦片烟怎么办？所以鸦片烟要专卖，不准分散搞了。"十二月，边币跌价，当年几位领导说宁肯饿死的西北局，这回通过的办法头一条是："速卖一万二千五百斤特产，派干部下去。" 一九四二年的报纸请大家来实地参观，到一九四四年春天，真有一个中外记者团要来延安。四月二十八日，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记里写："播种正在进行，怎么能掩盖得了呢？几百公顷的土地都已经播了种。要知道这是罂粟，又不是花园里即将盛开的花卉！著名的359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那年夏天，记者团到了南泥湾，团里国民党方面的记者到处找种鸦片的证据，没有找到。六位外国记者有人天天跟在王震身边，都不相信边区种鸦片。 三五九旅的主力南下了，留下的部队抗战胜利后开到东北。东北的老兵记得这个旅来的时候就挺富，"黑（烟土）白（银子）货挺多"。 这些话，一九八九年八月写进了解放军出版社的《雪白血红》。作者张正隆是沈阳军区的报道员，这本书写东北内战，照实写了林彪的战功，军内主要批它替林彪翻案。老将军苏静当时告诉读过初稿的军队老编辑刘家驹，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看了书，"举起手比划成手枪状，大声疾呼：'把这样的反党乱军的作者留下有什么用？'" 出版社找来张正隆，要他改，要他删掉"黑色描述"，举的例子是："359旅把他们在南泥湾种的鸦片，带到东北做军费开支。" 总政治部下了令，沈阳军区的副政委半夜带人赶到张正隆所在的部队，把他抓了。国外报纸纷纷报道，总政主任杨白冰才宣布：这本书"有严重政治错误"，但解除监禁。他被关了一个月。 《南泥湾》这首歌今天还在唱。官方讲南泥湾，讲的还是开荒种粮，不提鸦片。 ——西北局办公厅边区研究室《南泥湾调查》（1943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第1册，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第268—272页 ——《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史志诚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延属地委秘密通知（1943年8月1日），第137页；西北财经办事处关于三五九旅合作社张主任售鸦片及张作有呈文的两函（1943年3月22、24日），第265—267页；《新华日报》1942年6月3日文，第284页（原件藏陕西省档案馆）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六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约第17—18页；同书第五编约第109页（停发军饷）、约第141页（1943年12月决定）；1942年延安物价，第四编第438—439页，转引自洪振快《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 ——邓加荣、韩小蕙《南汉宸传》，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约第253—258页 ——梁爱民《永远难忘的革命岁月》，《延川文史资料》第3辑，1988年，第99—100页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约第230页；《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约第69页（县长会）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中译本，哈耶出版社2009年，1942年8月2日、1943年9月22日、1944年4月28日条，第57—58、161—162、226页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约第212页 ——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1942年5月3日条，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 ——《解放日报》1942年12月12日社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537—538页 ——陈永发《延安的"革命鸦片"：毛泽东的秘密武器》，《二十一世纪》2018年8月号，第57—62页（三五九旅驻防绥德、禁种与晋绥、记者团、毛泽东1943年10月讲话） ——张正隆《雪白血红》，天地图书2010年版，第518页；刘家驹《〈雪白血红〉蒙难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民间历史"网站

一九六一年二月八日下午五点二十分，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一位法国左翼参议员。他叫密特朗，四十四岁，二十年后当选法国总统。他到中国已经两个星期，中方安排他看了人民公社、农业展览和小高炉。 两人谈了一个半小时，多半在谈阿尔及利亚。快结束的时候，密特朗自己提起一件事。他说，离开法国之前，右翼报纸造谣，说中国有经济危机和饥荒；到了中国才看到，中国人民在主席领导下正努力克服困难，他很佩服这种精神。 毛泽东回答，中国是有些困难，正在克服；西方通讯社的报道，有的是错了，有的是有意造谣。以上是中国外交部档案里的谈话记录。 密特朗回国后写的文章和书当年就公开发表了，里面毛泽东的口气要硬得多，下面这些话中方记录里都没有。毛泽东说，你们西方的报纸用大标题登他们所谓的中国饥荒，“他们的宣传需要一份分量很足的死人”，“我们的人民公社让他们恼火”。最后是这一句： “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 两份记录口气软硬不同，都把饥荒说成西方造谣，都没有告诉这位客人中国在饿死人。 饿死人的事，他早就听到了。三个月前，中央派到河南信阳的工作组报回来，光山一个县饿死了二十万人，很多村子没有了，一个小队九十多人，只剩下三十多人。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他批给周恩来一份报告，说党内接下来要有一段时间，专门大讲三分之一地区形势不好：“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那时他说，这是坏人当权闹的。 见密特朗的两个多星期前，他让秘书田家英带人到浙江农村，查一个最好的队和一个最坏的队，直接向他汇报。那个差队是嘉善县的和合生产队，水稻亩产通常在四百斤以上，一九六〇年只有二百九十一斤。 见密特朗的同一天，同在杭州，毛泽东还和浙江省委的负责人谈了一次话，谈的就是这个和合队。他说，落后的地方要找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和合队主要是上面瞎指挥。省委负责人林乎加说，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毛泽东说：“也有从北京下去的。”三个月前他说的是坏人当权，到这时已经改口。 谈到农民的自留地收了又发，他顺着省里的说法讲： “现在反覆不下去了，再搞下去，就是你们所说的饿、病、逃、荒、死。” 接着又说： “基本原则是要增产，做到不饿、不病、不逃、不荒、不死。当然有正常的死，人也难免要生点病，主要的问题是饿不饿的问题。” 这时中国已经开始从国外买粮食了。这年二月初，加拿大农业部长对外宣布，七十五万吨小麦和二十六万吨大麦要在几个月内运往中国。买粮这件事瞒不住。他可以承认有些困难，不肯承认成村成村地饿死人。 他不肯对这位客人说实话，是因为他正在和赫鲁晓夫争世界革命的领导权。赫鲁晓夫讲和西方和平共处，毛泽东要把各国想拿枪夺权的人拉到自己这边。一九六〇年初，中共开始在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而这一年正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人民公社是他的招牌，照密特朗的记录，他说“我们的人民公社让他们恼火”。外国人要是知道人民公社搞得成村成村地死人，谁还会来学？ 阿尔及利亚就是他要争的地方。那里的游击队正在打法国人，中国承认他们的政府，送去的无偿援助难以数计。那天密特朗告诉毛泽东，他去年去非洲，感到毛主席在那里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光是政治上的，还有思想和文化上的。毛泽东接过去问他，法国总统戴高乐、英国的丘吉尔和麦克米伦，他们的著作为什么在那里没有人买？密特朗笑了，说怕占了主席太多时间。 一个西方左翼政治家回去说一句话，比北京自己说的管用得多。十五天后，二月二十三日，法国《快报》登出密特朗的话：毛泽东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中国人民绝没有到饥荒的边缘”。他当年出的书里称毛泽东是“一个以多才多艺闻名于世界的伟大学者”，并传达他的话：中国没有饥荒，只是“一时的匮乏”。 在赫鲁晓夫面前，饿死人这件事更不能认。他送上门的粮食，中国也没有收。毛泽东见过密特朗十九天之后，赫鲁晓夫写信给他，尽管两党正在争吵，还是提出借给中国三十万吨小麦、七十万吨黑麦和五十万吨古巴糖。三月八日，周恩来口头答复，说不愿加重苏联的负担，只收下了糖，粮食请苏联先存着，等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买不到再说。后来才向苏联远东借了二十万吨，供给东北，再从西方买粮还上。收苏联的粮，就等于向对手认输。也是那年春天，中国在加拿大买的约六万吨小麦，直接运去了阿尔巴尼亚，那是共产党阵营里唯一站到毛泽东这边的国家。 那几年来中国的外国人，也有人亲眼看到了饥荒。阿尔巴尼亚当年和北京谈援助的主要代表叫希地，多年以后，他对写毛泽东传记的张戎说： “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 毛泽东对密特朗说没有的那场饥荒，一九八〇年，胡耀邦公开说出死了两千万人。后来的研究者算出来的数字，有三千六百万，有四千五百万。 ——《毛主席接见法国参议员密特朗谈话记录》（1961年2月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 107-00972-06，威尔逊中心数字档案馆英译本 ——François Mitterrand, La Chine au défi, Julliard, 1961，转引自 Julien Legendre-Terzariol《Mitterrand et Mao : le Sphinx et le Moine》（2022）及冯客书 ——《快报》（L'Express）1961年2月23日，转引自 Xavier Raufer，Boulevard Voltaire，2018年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405—407页 ——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联经，2021年，第25章 ——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612—613、654—655页 ——毛泽东致田家英信（1961年1月20日），《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12页，毛泽东批示（1960年11月15日） ——马若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3卷，新世纪，2012年，第30—31页 ——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联经，2015年，第502页

一九五六年一月，上海全市的私营工厂和商店要一次全部公私合营，也就是政府进厂当股东，由政府说了算。新华社记者去采访荣毅仁。他那年四十岁，荣家在八个城市有二十四家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周恩来叫他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你多半听说过他，知道他是红色资本家，后来办中信，当国家副主席。 他告诉记者，不少外国客人到上海来问他同一件事： “这是真心还是假话？到上海来访问的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们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到诧异。他们曾来找我问我，有的要我背着人讲讲‘真心话’，一位英国的议员要我直接用英语谈话，有的来看看我还有没有自己的住宅，有的怀疑我是不是共产党员假冒的资本家。” 他的回答一月二十二日登在《人民日报》上：他“自愿接受改造”，“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 一九五二年，中共发动五反运动，查私营工商业者行贿、偷税这些事。工作队进厂，发动工人揭发老板，向老板算几十年的剥削账。上海从一月二十五日到四月一日，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自杀的有八百七十六人，平均每天十人以上。上海大康药房的经理王康年，二十九岁，抗美援朝时干部几次要他捐飞机大炮，他没有捐。五反一来，报上说他卖假药，害死了志愿军伤员。他自杀没有死成，被抓起来枪毙了，妻子服毒自尽。 荣毅仁也逃不过。他交代的违法所得有二千四百多亿元，这是当时的旧币，一万元合后来的一元。上海市委的报告写，他实际应退约一千二百九十亿。运动当中，他对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周而复说，从东北到广东，各地都在向他要账，他名下只有上海一座住宅，只能拿厂去抵，或者搞公私合营，才有出路。他还说了一句话，记在上海的档案里： “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 他没有走到那一步，因为上面要留他。查完的老板分五档，最好的一档叫完全守法户。定案时，主持上海五反的薄一波和市长陈毅商量，陈毅说定为第二档，基本守法户。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 “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 应退一千二百九十亿的人，就这样进了最好的一档。薄一波后来讲了原因：如果都定为违法户，“就谈不到继续同他们合作”。他又说：“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 同一座城市，同一场运动，王康年枪毙了，荣毅仁成了标兵。他能活着、能体面，都是上面一句话给的。 三年后，轮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泽东在中共内部的全会上说：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两个星期后，他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到中南海座谈，荣毅仁也在。他说：“要有一些人早下决心拥护共产，因为迟早是要共产的。”他要每个大中城市有几十个、百把两百个带头的人，“经过他们去说服大多数人，这样比我们去说更好”。他还警告，破坏改造的违法分子要受批判斗争。 十一月十六日，中央开会讨论怎样改造资本家，周恩来在会上讲到他。薄一波后来把这段话写进了回忆录： “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两种情形都存在，都是真实的。”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上海市委常委会决定十天内完成全市的改造。当天下午，市委请工商界座谈，荣毅仁说： “我们要最快的在一星期内争取全市公私合营。” “我这里要求领导在我们提出申请后，立即批准。” 市委定的是十天，他要的是七天。一月二十日，上海一次批准十万六千二百七十四户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 就在这几天，记者到了他家。客厅靠窗摆着一架钢琴。他从外面开会匆匆赶回来，说： “昨天，我的家庭全都出动了。” 妻子去了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议，三个读中学的孩子去了工商界子女大会。他说他们都在上万人的大会上讲了话，“拥护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不仅喜欢社会主义，还盼望早点实现共产主义”。 记者问得很直：消灭剥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你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他想了一会，答道： “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因为我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愿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工作，我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得到了荣誉和地位。从物质生活上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 记者告辞以前，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他把谈话记录念了几段给夫人和孩子听。 那些天，各地的老板都在敲锣打鼓申请合营。中共官修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资本家中有些人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他们为形势所迫，又于心不甘。”这本书接着举例，举的是一位“纺织大王”，引的就是荣毅仁这次采访，然后说：“从这一席话，可以生动地看到党对民族资本家采取团结和改造政策的根据和效果。” 他说没有失去什么。那么老板们失去了什么？官方的说法叫“赎买”，意思是国家出钱买。 这个买是这样买的。打个比方。你有一栋楼，收租。政府说这楼我要买。价钱在政府主持下定，你先自己报，再由政府的人、工人代表和同行一起评。你知道讨价还价可能被看成抗拒改造，不敢报高。一百万的楼，定成十万。政府又说，这十万不一次给你，每年按百分之五给你，五千块，这叫“定息”。这五千块从哪里出？从这栋楼收的租里出。说好付七年，到时候还可能再延几年，然后楼就归政府了。 你算一下。七年你拿到三万五，这三万五本来就是你的楼收来的租。政府一分钱没掏，楼到手了。 全国的工厂商店就是这样买的。全国合营企业的私人股份一共只估了二十四亿元，不到实值的十分之一。估低了，官方自己也承认。一九五六年四月，国务院发通知说，各地估价“一般有偏低现象”，原因“主要是资本家表示积极，故意压低，也有的心存疑虑，宁低勿高”。 荣家这笔账，他后来自己说过。一九七三年周恩来问他资产估值多少，他答：“3000万元，一年100多万元定息。我在国外的兄弟不拿，我一年拿100万不到。” 所以“我还是过得很好”，对他是实话。小老板就不是这样了。有的小店主连家里的锅碗都被拿走，补偿只够买烟抽，运气好的留在自己店里当职工，一个月二十元。 他为什么能过得很好？毛泽东讲过。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他跟工商界人士谈话，说定息不要急着取消： “还有外国人，他们到中国来都要到上海看看荣毅仁先生，看看他有几部汽车，一部还是两部，房子里有没有钢琴。有一个法国资本家看过以后说，只要法国共产党这样做，他就放心了。我们这样做，对亚非国家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急于取消定息是没有好处的。” 开头那些外国客人来看他的住宅，看的就是这个。 十年后，荣毅仁已经调到北京，当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打进他在北太平庄的家。那个夏天，妻子杨鉴清被打得昏死过去，后来几年起不了床，他的右手食指被打断。 三天后，别处的红卫兵在全国工商联开斗争会，斗了荣毅仁等十三个人，罚跪，挂牌子，剪头发，脸上涂黑，用皮带抽。同一天，中学生向民主人士下令：定息、股票马上烧毁或上交，上下班不许坐汽车，要参加打扫卫生。九月，定息取消了。原说付七年，后来延了，到这时付了十年，全国一共约十二亿元，只有那二十四亿估价的一半。 国庆前夕，他给纺织部的陈锦华打电话： “我收到国庆的请帖，参加宴会和天安门观礼，你看怎样啊？” 陈锦华说：“那好啊，当然要去啊。” 他说：“那我怎么去啊？” 陈锦华说：“我让司机郑耀辰来接你。” 二〇〇一年，他八十五岁，还对记者说：“跟着共产党干社会主义，这条路是走对了。” 回到外国客人那一问。他不是真心的。他心里的话留下了两处记录：一九五二年的“只好上吊”，一九五五年的“眼泪直流”。两处都记在共产党自己的档案和讲话里，上面全知道，还是要他带头，还是把他那句“自愿”印给全国的老板看。不带头的下场，一九五二年上海的老板都见过了。这个“自愿”，是逼出来的，也是摆给人看的。他一直说到八十五岁。 ——徐中尼《访上海资本家荣毅仁》，《人民日报》1956年1月22日第2版 ——狄建荣《荣毅仁回忆同共产党的合作和社会主义改造》，《解放日报》2001年6月28日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3、353、356—357、498页（周而复记录、上海市委报告均转引上海档案馆藏档） ——袁凌《上海档案里的“反革命”》，《炎黄春秋》2015年第4期，第15页（王康年案） ——《从棉纺巨头到副市长：荣毅仁的沪上十年（1949—1959）》，《档案春秋》2013年第7期（引薄一波回忆） ——林蕴晖《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1953—1955）》，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第201—204、225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29—430页 ——《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三十一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81—182页（上海1956年1月大事）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89页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13、1109页 ——朱良《周总理与1973年廖承志访日团》，《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第56页 ——Frank Dikötter,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Bloomsbury, 2013（小业主的处境）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第181页 ——陈锦华口述，徐建刚、黄金平采访，《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2008年 ——计泓赓《留在荣毅仁夫妇的记忆里》，《人民日报》1998年2月27日第5版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233页

官方网站上写过毛泽东和贺子珍长征路上的两个场面。 一九三五年二月，贺子珍在川南刚生下孩子，他匆匆赶到，弯腰在她耳边说：“子珍，我来迟了，你受苦了！”听说孩子已经寄养给老乡，他“感到鼻子酸酸的，眼眶湿湿的”。两个月后她被敌机炸伤，他骑马赶来，“轻轻捧着贺子珍的头，抽泣起来”。这后一段出自一篇文章，题目叫《毛泽东长征路上的4次落泪》。 旅英作家张戎写毛传，访问过许多当事人，她记下的是另一个样子。她生孩子那天，他就在同一个镇上，没有来。她被炸得只剩一口气，他在隔壁村子，第三天才来。他后来还拿她生孩子开玩笑，说“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 这门亲事是在井冈山结的。贺子珍是江西永新人。一九二八年，山上的头领袁文才要毛泽东真正入伙，把亲信贺敏学的妹妹、十八岁的贺子珍说给了他。他要靠这门亲事赢得山上旧人的支持。第二年他下了井冈山，用不着再靠她去笼络山上的人，她的地位一路往下掉，成了一个跟着他走的妻子。 到长征出发前，她已经生过三个孩子。头一个是女儿，一九二九年生在福建龙岩，没满月她就跟他转移，把孩子寄在奶妈家，三年后回来，孩子已经死了。第三个早产，生下来三天就死了。第二个是儿子，叫小毛，这时两岁。 出发前一个月，他掉过一回眼泪。红军指挥官龚楚晚上到他家吃夜宵，贺子珍把炖好的母鸡和猪蹄端上来。那时他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喝了酒，他叹道：“现在，可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天下了！”龚楚记下，他“说时竟凄然泪下”。那回的眼泪，是为丢了权。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撤出江西，上面定了规矩：能跟部队走的女人只有三十来个，几乎都是高层干部的妻子，孩子一个不准带。小毛留给了她的妹妹和他的弟弟毛泽覃。她哭得很厉害。他没有跟儿子道别。 部队走到贵州，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开会，他丢掉的权回来了，进了领导层。多年后他讲给女儿听：那天回到家，他背着手在屋里踱方步，逗她妈妈笑，“当天晚上，我们高兴极了”。他没对女儿讲，她妈妈那时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了，已经疲惫到了极点。 二月十五日，川南白沙。红军在大雨里走了三十公里，她下了担架，躺进一间草房，几个小时后生下一个女儿。他就在这个镇上，没有来看她。部队只在这里停一天。要抬她上路的时候，毛泽民的妻子钱希钧把孩子裹在一件外套里抱给她看，请她给孩子取个名字。她不住地流泪，摇头，说她再也见不到这个孩子了。钱希钧抱着孩子，拿着一把银元和当钱用的鸦片，去找人家收养。医疗大队长回忆，董必武写了张条子留下，大意是：“大军行进，不能带着这个新生婴儿。我们把她交给你养大，让她做你的孙女儿，以后她长大，可以照顾你。” 后来行军路上两人遇见了，她告诉他孩子丢下了。他点点头，说：“你做得对。”收养孩子的老人没有奶。三个月后，孩子浑身长疮化脓，不久就死了。 孩子确实只能丢下。女人把孩子生在路上再送掉，在革命队伍里是天经地义的事，当年休养连（长征时安置伤病员和女人的连队）的指导员后来写到这里，称之为“我们女红军为革命做出的牺牲”。毛泽东对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说的却是：“你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贺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这话后来传到她那里。她对朋友说，这句话让她“很受伤害”。他不把妻子生孩子受的苦当回事。 产后两个月，四月的一个傍晚，她和战友在路边歇气，三架飞机低低地飞过来，机枪扫完，炸弹落下。十几块弹片切进她的头和背，有一块从背上一直划到右胳膊。血从伤口、鼻子、嘴里往外淌，她人事不省。医生说她也许只能活两个小时。连里商量把她留在老百姓家，打电话给他。他在隔壁村子，没有过来，据说是“很累”，只在电话里说不能把她留下，派来自己的医生和两个担架夫。直到第三天，他才来看她。她已经醒了，说不出话，也哭不出声。那位指导员多年后在党史刊物上写的不一样：他当晚打着马灯带医生来。就是照这个写法，他到了也是先向董必武问连里的损失，才去看她。 往后的路上，她疼得受不了，求身边的人给她一枪。后来照X光，她身上还有十七块弹片。 到陕北后，她在保安的窑洞里又生了一个女儿，不到一年再次怀孕。一九三七年，他和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的年轻女翻译来往密切，她和他吵翻了，带着身孕离开延安到了西安，要去苏联取弹片。刘英正要去苏联治肺病，他托她路上带着贺子珍，劝劝她。他对刘英说：“你是了解我的，她政治上落后。在井冈山，她光是走路了，没做什么事，孩子又生多了。她生孩子多，我有责任。”又说：“她没有革命热情。”他说这话时，她身上带着那些弹片。 刘英在路上劝她别为小事吵架。她对刘英说，是他不好，“没有温情，就连我生孩子，他也不来照顾我”。 到莫斯科，她又生了一个男孩，六个月就死了，她抱在怀里不肯下葬。她给他写信，寄去照片。回信是：“贺子珍同志，寄的相片收到。身体尚好。望好好学习。勿念。” 九年里她怀过十胎，生下三子三女。最后留在身边的，只有保安窑洞里生的那个女儿。 共产党胜利后，她一心要找小毛。小毛留在江西，一九三五年四月毛泽覃战死以后就下落不明了。她妹妹在找的路上出车祸死了。后来找到一个男孩，她认定就是，另一位红军遗孀也认了，中央把孩子判给了对方。她哥哥贺敏学拿着孩子的照片去见他，想请他说句话。他说：“这事我不好管”。 同一个小毛，后来又有了另一种说法。一九七二年，江青接受美国学者维特克采访，说起这个前任：“生了孩子后她不要，给老百姓”；“她本来有个男孩，毛主席很喜欢，她也丢了。毛主席说，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 白沙那个女儿，她从没有认真找过。她对身边的人说：“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看清楚她长个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送了什么人家。” 一九八四年，贺子珍去世那年，当年休养连的连长去看她。闲谈中，她突然冒出一句：“我是在哪个，哪个地方生的小孩子，你还记不记得？” ——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44—45、50、105—107、126—128、166—167页 何方访谈刘英（1999年），《炎黄春秋》2016年第1期，第11—13页 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联经，2015年，第295、302—304页 李见珍回忆，《中共党史资料》第31辑，第41—42、50—51、56页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385—386页 《解密毛泽东长征在川南痛失爱女始末》，新华网，2015年4月17日；《毛泽东长征路上的4次落泪》，红网，2016年8月22日

一九七五年春节过后，北京的中央直属招待所腾出两间会议室，改成病房，从乡下接来四十个老人。 这四十个人都得了白内障，需要开刀。给他们开刀的是中央从北京几家医院调来的著名眼科专家，不收钱。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经手了这件事，他在回忆录里写了这些人的来历： “这些病人是由北京市政府找的，都是些无依无靠，住在乡下”，又没有钱的老农民。“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为毛主席做的试验研究手术。” 那一年，毛泽东两眼白内障，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他要开刀，得先有人试。 提起毛时代看病，今天还有很多人怀念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觉得那时候农民有人管。这个方向是毛泽东自己定的。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他对医务人员说：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 他说卫生部干脆改名叫“城市老爷卫生部”，又说医学教育用不着读那么多书，“书读得越多越蠢”。 接下来的十年，村里挑人，学几个月就给人看病，这是赤脚医生；公社、大队和农民凑钱，分担一部分医药费，这是合作医疗。到一九七五年，全国有赤脚医生一百三十多万，七成以上的大队办了合作医疗。可是很多穷地方的农民连饭都吃不饱，拿不出多少钱买药。毛泽东一九七三年对来访的墨西哥总统，是这样说这个办法的： “赤脚医生也是个穷办法，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用这种办法了。学那么几个月就去当医生”。 李志绥亲眼见过农民生了病是什么样。一九七〇年春天，他惹恼了毛，毛叫他组织医疗队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他带人去了黑龙江宁安县，一个村一个村走。那里的农民生了病要走到县城去看，可是“没有人想到要去看病——医药费太贵，城也太远”。秋收的时候，一个老农妇的眼角膜被麦芒扎穿了。李志绥手边没有合适的药和设备，叫她去城里的医院。他写道：“但她没有钱，不可能去。”他还写了一句：“我是大部分农民平生仅见的医生。” 这是同一个秋天。十一月六日，他正在村里给农民看病，一辆吉普车开了来，车上的人说北京来了长途电话，要他立刻回去。吉普车把他送到牡丹江机场，那里停着一架接他的伊尔62。他写道：“机舱中只有我一个人。”深夜两点多到北京，车子直接开到中南海。毛坐在沙发上等他，说：“我可是不行了，病了，所以请你回来。” 一九七五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做全面检查。两眼白内障，文件全靠别人念给他听；此外还有冠心病、肺心病和运动神经元病。这些都是绝密，报纸上还在说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 毛泽东不信医生，他常说：“医生的话不能听，最多只能听一半。”很多人劝他开刀，他不肯。毛的大管家、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想了个办法，对李志绥说，眼睛能治就先治，“不过事先要找年龄和身体都差不多的白内障病人都试验，给这些人做手术，写出报告，让主席知道怎么作法，他才能下决心治。” 医生们自己也定不下来。西医主张把浑浊的晶状体摘掉，可是切口大，毛咳得厉害，一咳伤口可能裂开。广安门医院的唐由之主张用中医古法针拨，把晶状体拨到一边，几分钟做完，不用缝针。西医说，晶状体还留在眼睛里，时间一久会出别的毛病。央视后来讲唐由之的片子里说，印度做过552例针拨，两年内病人全部失明。唐由之改进过这个手术，自己做的记录很好。两边讨论好多次，谈不拢。医疗组里的人忧心忡忡，出了问题，他们得负全责。 汪东兴要的那份报告，医生们也需要。报告“送给毛，由他自己选择使用哪种方法”，万一出事，是他自己选的，不是医生替他定的。来试的人，年龄和身体要像毛；毛的病不能让人知道，手术万一做坏了，也不能有人来追问。为什么偏找这样的人，没有人留下话，可这些条件，无依无靠的老农民都合得上。北京市政府找来的，就是这样的老人。 四十个老人住进招待所，分成两组，一组摘除，一组针拨。医生把两组的手术时间、术后恢复和效果写成报告，送给毛。这几个月周恩来自己在住院治癌症，七月间他两次从医院出来，主持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毛的眼睛。有一种给毛用的眼药水，他先拿自己的眼睛试，确认没有副作用才给毛用。周恩来知道自己在替谁试。那四十个老人不知道。 七月，最后一个病人出院了，上面传来毛的决定，用针拨。他说：“这个方法痛苦少，也安全”。送到他那里的报告，就是从四十个老人身上记下来的。 七月二十三日夜里，中南海游泳池的大厅用布幔隔出一间手术室，周恩来、邓小平都守着。从打麻药到做完，一共不过十二分钟。揭开敷料的时候，毛十分高兴，说：“又见天日了。” 那四十个老人叫什么名字，手术后回了哪里，针拨的那一组后来有没有出西医担心的毛病，都没有人记下来。大陆后来的报道说的是“40名白内障患者手术成功”，给病人“免费实施手术，并实施对照观察”。 要不是毛泽东也得了这个病，这四十个老人这辈子也见不到这些医生。照大陆报道说的，他们多半重新看见了东西。回去的时候，还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手术是替谁试的。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70—72、85—87节（据互联网档案馆藏电子本）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全集》第48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第54页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第456—458页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第571页 ——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8页 ——余玮《唐由之：我曾为毛泽东主刀做手术》，中国网，2016年；王利敏等《唐由之：金针点睛 垂范中西》，《中国科学报》，2016年；央视《东方时空》唐由之专访，2006年

一九三五年五月底，红军大队从大渡河上的泸定桥过河，有一匹马掉进河里淹死了。周恩来听说后很着急，问指挥过桥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人有没有受损失？"听说没有，他又问："一个都没有？"杨成武答："一个都没有。"这段问答是周恩来的警卫员后来讲出来的。 五十年后，杨成武在北京家里对来访的泸定县干部讲这一天，说二十二名勇士踏着铁索冲过去，穿过桥头的火海和守军肉搏，最后"只剩下了18名"。两年后，他在回忆录里写的是："突击队二十二名英雄，当时牺牲三个人。"同一个人讲同一件事，一次说一个都没有，一次说只剩下十八名，一次说牺牲了三个。这件事就是小学课本里的飞夺泸定桥。 泸定一带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地盘。红军到达前夕，驻在泸定城里的川军旅部被调去了五十公里外的康定。课本故事里守桥的李全山团，从川军当时的电报和部署看，驻在远处的化林坪。五月二十九日红军到了桥西，把指挥部设在桥边的天主教堂，隔河往泸定城里打炮。 桥边有一家豆花店，店主是一位妇女，红军就住在她家。一九九七年她九十三岁，头脑还很清楚。她对来访的作家张戎说，红军"阴一炮，阳一枪地打过去"，然后"慢慢过完桥"，过桥的时候"没有打"。 她还记得红军来借门板铺桥。桥上的木板有的损坏了，可能也有拆掉的，老百姓就把门板交出来，有的人家连宝贵的棺材盖子也交了。队伍过完，各家再把自己的东西认领回去。张戎还查了当时的文献：先过桥的二十来个人过桥后领了奖品，没有一个受伤，后面的大队也没有伤亡。桥板拆光、只剩几根铁索的样子，只在后来拍电影《万水千山》时有过。 川军不拼命，跟蒋介石的打算有关。当时贵州、四川、云南三省表面上服从南京，实际上各有各的军队，不向中央交税，也不让中央军进来。蒋介石要把这三省拿到手，将来和日本打仗时做后方，可是硬打进去就是内战。他的办法是把红军往这些省里赶，军阀怕红军落脚，只好让中央军进来帮忙。所以蒋介石不能把红军消灭，红军没了，军阀就不怕了。他对秘书陈布雷说："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红军一进贵州，中央军就跟着开进省会贵阳，贵州军阀王家烈不敢拒绝，没过多久被迫辞职，拿了一大笔钱走了。接着轮到四川。红军从云南北上入川，一路没有战斗，中央军跟了进去，蒋介石本人五月也到了四川。 王家烈的下场就摆在刘文辉眼前。要是他的兵和红军拼光了，中央军正好进来；红军早一天走，他的地盘就多保一天。西南的军阀都是这样，打几枪应付南京，把红军送出境。五月二十九日当天，刘文辉给蒋介石发电报："我泸定桥李团亦与沿河之匪奋战。" 夺桥后第五天，六月三日，红一军团政治部的报纸《战士》登出一篇总结："敌一团扼守桥头，毁去桥板，并在桥头纵火。二连二十一个英雄，首先爬铁链冒火过河。"这篇总结没有写到有人死。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走到陕北，被封锁在一片穷地方，缺钱缺物。这一路为什么走得通，中共对外不提，长征只能讲成杀出重围的胜利。十二月，毛泽东讲长征的意义，说的是"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 一九三六年，美国记者斯诺要来陕北。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全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也想向国内外募捐。八月五日，他和杨尚昆给走过长征的人发信："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第二天，红军干部童小鹏在日记里写，稿子"编成后由那洋人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到十月底，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主持的编辑部收到两百多篇稿子。 红一军团宣传科长彭加伦交的一篇，题目就叫《飞夺泸定桥》，这个叫法从他开始。他写对岸"敌人在两旅以上"，敌人隔河喊"飞过来呀"，二十二个英雄冲进火焰，衣服帽子眉毛头发都烧了，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最后"本日的战斗，我们只伤亡三人"。 斯诺在陕北见到了正在编的稿子，也采访了毛泽东和红军将领。到他的《红星照耀中国》里，人数又变了，选出三十个人爬铁索，"第一个战士中了弹，掉到了下面的急流中，接着又有第二个，第三个"。这本书第二年在伦敦出版，此后各国读者读到的泸定桥，就是这样一场血战。 开头那句"只剩下了18名"，是一九八五年一月讲的，那次泸定县干部王永模到北京请杨成武回去参加夺桥五十周年庆典。王永模问，要是二十二个人都牺牲了，过不去，怎么办？杨成武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那我就再派22个人过来，桥我们是一定要拿下来的！" 两年后的回忆录里，他写二十二人当时牺牲了三个。隔了三页，他写中央军委给二十二个首先过桥的突击队员发奖，每人一套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牺牲的三个人是领不了碗和筷子的。对岸有多少守军，他写"两个团"，彭加伦写"两旅以上"，《战士》写一个团，刘文辉自己说两营。 也有记录说这一仗打过。刘文辉那封电报是一份。中央档案馆前不久开放了红军五月二十九日的报告，说占了桥，"今日共俘虏人枪各百余"。五天后的《战士》写泸定桥这一仗，俘获的是"人枪数十"。四个川军旧军官写过回忆文章，说李全山团就在桥头，打了一天，伤亡约五十人。据二〇二二年《人民政协报》的文章，这篇回忆写于一九六五年，那年八月杨成武在《解放军报》发表了夺桥的长篇回忆，人在大陆写这件事，不会有人写桥上没有打仗。刘文辉要向南京交差，红军要报胜仗，所以纸面上都写成打了仗。可是周恩来当时问人有没有受损失，得到的回答是："一个都没有。" 一九八一年，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带着家人重走长征路，到了泸定桥。回到北京见邓小平，他说红军在万分险恶的条件下冲过了这座桥，过不去就会全军覆没，这是了不起的壮举。据布热津斯基二〇〇五年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回忆，邓小平笑了笑，说："我们的宣传是这么讲的。我们需要它来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那是一次很轻松的军事行动，没什么大不了。对面只是军阀的一些部队，拿的是老式火枪，算不上什么壮举，可我们觉得必须把它戏剧化。" 一九八五年五月，泸定开夺桥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为纪念碑奠基。碑名"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是邓小平题写的。 ——张戎、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112、118、131—133页 ——Zbigniew Brzezinski, "America and the New Asia", The Michel Oksenberg Lecture, Stanford University, March 9, 2005, p.3 ——红一军团政治部《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1935年6月3日《战士》第186期），《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 ——彭加伦《飞夺泸定桥》，刘统整理注释《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三联书店，2019年；征稿信、童小鹏日记、编辑经过见该书前言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第五篇"大渡河英雄" ——杨成武《杨成武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57、164、167页 ——新华社《新华社记者重访长征路：泸定桥至今令观者胆寒》，2006年9月24日 ——高波《"飞夺泸定桥"是如何被世人熟知的？》，《党的文献》，人民网转载，2012年12月4日 ——刘文辉致蒋介石电（1935年5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300-00030-021 ——刘文辉1935年5月31日谈话，转引自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国家档案局《以档证史、以档补史、以档正史》，2026年10月 ——张伯言、杨学端、朱戒吾、张怀猷《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1979年6月，转引自蔡永飞《原川军将领回忆飞夺泸定桥之战》，《人民政协报》2022年7月21日 ——张戎答《多维》采访，转引自Gregor Benton、林春编《传记还是杜撰？》，大风出版社，2008年 ——1981年会见布热津斯基、1985年题碑名，据上观新闻2020年8月21日引《邓小平年谱》

"三年自然灾害"这几个字，杨继绳信了很多年。他父亲就是1959年春天饿死的。他后来当了新华社记者，为了这几个字，五次去国家气象局，要查那几年的天到底怎么样。 1959年4月底，杨继绳在湖北浠水一中读高中，课余正替学校团委办"五四"墙报。儿时的朋友张志柏从村里赶来，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父亲已经没有力气去刨树皮，想到江家堰买点盐冲水喝，倒在半路上，是村里人抬回家的。 杨继绳向班主任请了假，在学校食堂停了三天伙，取出三斤大米，赶回村里。门前的榆树没有皮了，白花花的，树根也被刨光，剩下一个土坑。村里没有狗叫，没有鸡跑。家里没有一颗粮食，水缸里连水也没有。父亲半躺在床上，想伸手招呼他，手没有抬起来，只动了动。杨继绳后来说，这只手和他在生物解剖课上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差不多。父亲嘴里嘟囔着，声音很低，是叫他赶快回学校去。 这个父亲其实是他的伯父，从他出生三个月起把他养大。不管刮风下雨，老人都抱着这个孩子走乡间小路，到四乡去求人喂奶。分了田以后去交公粮，老人让孩子挑两小袋稻谷同行，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走到半路孩子挑不动了，老人把孩子连同那两小袋稻谷一起放上自己的挑子，送到粮站。 两个月前，老人还托人叫杨继绳回家一趟。生产队偷偷杀了他放的那头水牛，他家分到一斤牛肉。杨继绳一进门就闻到肉香。老人不吃，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他吃不下。杨继绳大口吃了，老人在旁边看着。那时老人的腿已经肿了，杨继绳不知道那是饿的。 这一回，杨继绳挑满了水缸，又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刨花生芽，用带回来的米煮了稀饭，送到床边。老人已经咽不下去了。三天以后，老人死了。 杨继绳后来写道："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他以为家乡的事是个别现象，父亲的死只是自己一家的不幸。第二年他考上清华，1964年入了党，毕业后分到新华社。 他父亲这个春天没粮吃，本该吃的是1958年秋天的收成。比常年减产三成以上的地，官方叫成灾面积。按官方自己的统计，1958年的成灾面积比前后几年都少，那是个好年景。 这一年的粮食没有留在农民手里。到了秋天，劳力都去大炼钢铁。浠水全县五十多万人，十三万多人砍树烧炭，他们学校把上下课的大铁钟砸了，投进炼铁炉。地里留下老人、妇女和孩子，熟了的粮食烂在田里。国家又按吹出来的产量定征购，就是从农民手里收粮，1958年收走1175亿斤。挤掉的是农民的口粮。 从1958年底起，农村就不断饿死人，各地告急，请求少征一点。1959年3月底，政治局在上海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主导，把粮食征购的比例从29%提到40%。这些粮食要拿去出口，换外汇搞军事工业。4月9日，国务院秘书厅又送上一张春荒统计表：十五个省，2517万人没有饭吃。4月17日毛泽东批示，把材料印三十份，送十五个省的第一书记，请他们迅速处理。杨继绳的父亲就是这个月倒在买盐路上的。批示发下去了，毛泽东和中央仍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不承认粮食不足，征购没有降。这一年全国产粮3400亿斤，比上年少600亿斤，国家收走1348亿斤，比上年多173亿斤。 那年夏天，一些省份真的旱了。七八月间黄河、长江中下游许多地方少雨，河南七到九月的雨比常年少一半，湖北也在受旱最重的省份里。杨继绳的父亲那时已经埋了三个月。 也是这个夏天，中共中央在庐山开会。彭德怀写信说大跃进出了问题，被定成反党集团，接着全党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加上总路线，合称三面红旗，都是毛泽东定的。这以后，谁说没有粮食，就要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的帽子。甘肃省委第二书记霍维德在家主持工作，7月15日开了粮食问题的会，会后省委向中央报告，全省除兰州市外，45个县市缺粮。8月16日庐山会议一结束，他被打成"甘肃的彭德怀"，经中央批准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各地还在饿死人，总得有一个能说出口的原因。"自然灾害"就是这时候出来的。 1959年9月27日，《人民日报》登周恩来的讲话，说人民公社"在战胜今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保证农业继续增产方面，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1960年元旦社论说："农业生产，在战胜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之后，就全国说来，仍然得到了比1958年更大的丰收。"这时候，"特大自然灾害"是拿来夸公社战胜了灾、粮食还增了产。 1960年死人最多，灾也越写越大。10月1日，国庆社论说这是"建国以来遭受到最大自然灾害的一年"。12月，新华社说"近百年来没有过"。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定下来，"百年未有"，这就成了正式的解释。 1960年11月14日的紧急指示，要各地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玉米根粉、小麦根粉、橡子面、小球藻都写在里面。指示说的还是"农业生产连续遭受了特大的自然灾害"。灾只要算在老天头上，就追究不到毛泽东。 上面的人知道。1961年，粮食部和统计局受命让各省填表，汇总出来，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周恩来看后通知粮食部的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同一年的9月30日，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讲的是："克服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暂时困难"。 1962年1月，七千多名干部到北京开会。1月27日，刘少奇在台上讲，他回湖南问过农民："一九六〇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他还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那七分算谁的，九天前的1月18日，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已经有人问到了毛泽东。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说，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周恩来接着替毛泽东说话，说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当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会开完，没有人为饿死人负责，天灾的说法也留了下来。 杨继绳是在文革里开始明白的。湖北省长张体学说了一句话：湖北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他这才知道，家里的事不是个别现象。后来当了记者，看到的东西多了，他写道："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 他开始写这场饥荒。写到天灾这一部分，他想找一份不靠官方报表的数字。他先后五次到国家气象局向专家求教，找到农业气象学家高素华主编的一本图集，用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350个站1951到1990年的资料画成曲线。 这些曲线算的是全国。中国这么大，总是这里旱那里涝，要看全国加起来，雨水比常年偏了多少。曲线上，1960年偏旱，气象上算一般干旱，比1955、1978、1988等七个年份都轻得多。1978年比1960年旱得厉害，那时文革刚结束，没有饿死人。1959、1961年全国的雨偏多，只算一般涝年，比1954、1973年轻得多。这是全年的算法。单算庄稼生长的4到10月，这三年的降水偏离常年的幅度，是四十年里最小的几年。 五十年代最大的灾是1954年的长江大水。有人死在洪水里，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人。那时农村还没有完全合作化，农民家里还能存粮备荒。 官方的灾情数字确实很高，1960、1961年的成灾面积，在当时是最大的。这个数是各级政府一层一层报上来的，饿死人以后，报灾多了，上交就少，救济就多，饿死人的责任也轻。1978年的成灾面积和1960年相差不多，那年的粮食却增产了。 四川华阳县的左学富当年14岁，他说："根本就没得天灾。"他记得的是："谷子刚打下来，都还是湿的，就全部运起走了，说的是支援国家。"他嫂嫂后来得浮肿病死了。 书稿这一部分写完，杨继绳心里还不踏实。2005年8月30日，他在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见到已经退休的高素华，请她看他写的这些文字。高素华说他的理解是对的。她说："1958年到1961年，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旱灾和涝灾，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低温灾害。这三年是正常年景。" 按这些记录，那三年没有比常年多出来的天灾，刘少奇说的"三分天灾"也站不住。 杨继绳算出来，那几年饿死了3600万人。他写了一本书，在香港出版，叫《墓碑》。他说，这块碑是给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的，给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的，也是给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的。 官方后来承认了错误，"自然灾害"这个说法一直没有收回。收回了，就要回答那几千万人是谁饿死的。1981年中共中央的历史决议写的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2024年12月30日，国家统计局网站解释总人口数据，写的是："1959年至1961年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出现了波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致使人口出生率锐减，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 —— 杨继绳《墓碑：1958—1962年中国大饥荒纪实》，天地图书，2016年第15版，上篇第5—8、11—13、40页；下篇第652—659页（灾情统计、350站资料、高素华访谈）、第946、1017—1018页（炼钢铁、收粮）、第972—973页（周伯萍）、第1112—1113页（七千人大会起草委员会）、第1167页（十五省春荒） 《人民日报》1959年9月27日，1960年1月1日、10月1日、12月29日，1961年10月1日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1960年11月14日指示）、第14册（八届九中全会公报） 《中国灾情报告1949—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第64页 《刘少奇选集》下卷，1962年1月27日讲话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58、1959年征购数） 秦卫东《甘肃流陕妇女回归记》，《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 左颖嶷《风雨故土》，何清涟主编《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2004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国家统计局网站《正确解读总人口数据》，2024年12月30日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日，重庆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给在上海的小女儿回信。一九四八年家里从南京搬回重庆，是女儿主持搬的，错把借公司的两件旧家具也搬了回来。她后来偶然知道了，写信告诉父亲。他已经写信去问公司南京办事处的主任，对方没回，他准备再写，要弄清到底是什么东西，好归还或者赔偿。十九天后，他吞了安眠药。 民生公司是他一九二五年和几个朋友在合川办起来的，后来成了全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把外国轮船从长江上游挤了出去。抗战初，兵工厂、纱厂的机器堆满了宜昌的江边，是他在现场指挥，赶在日本人打来之前运过三峡，进了四川。后人把这件事叫作“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他在公司只拿一份工资，兼职的收入都捐给了北碚。他一生提倡“造公产，不造私产”。 一九四九年底共产党进重庆的时候，他在香港，公司最好的十八条船也在那边。第二年春天，重庆急电香港：工资发不出了。修船、买油的钱也没有。从前缺钱可以找民营银行，现在金融归新政府管了。他和董事会商量，自己去请新政府来合营。六月，他悄悄离开香港北上，那十八条船也陆续开了回来。八月十日，他和交通部长章伯钧签了合营协议。 回重庆路过武汉，长江航务局局长刘惠农接待他。他对刘惠农说，很感激党，要在长江上大干一场。 这位刘惠农四十多年后写回忆录，把两边要的都写了。卢作孚要的，是政府出钱入股，帮公司渡过难关，派来的代表只进董事会，不管公司的日常事务。党要的，他这样写： “我们党同意公私合营的目的，是要将民生公司这艘资本主义企业的轮船引入社会主义航道。因此公方代表不仅参加董事会，而且要起领导作用，彻底改革民生公司。” 这层意思，当时没有人跟卢作孚明说。他回到重庆，把协议印发下去，开业务会，各部门忙着出主意、清资产。政府派来的代表坐在会上，只听，不发言。他在宜昌对船员讲话，这些代表说这是拉拢，是宣扬阶级调和。 一九五一年春天，重庆大镇反，公司的机器厂厂长陶建中被抓。陶建中是公司第一条船“民生”轮的经理，在机器厂干了二十多年。五月，机器厂在青草坝开大会，开完就在厂前的江滩上把他枪毙。总公司的职工被组织去受教育，有个职工看见他脑浆迸裂，回家几天吃不下饭。卢作孚被安排坐在主席台上。事后他为陶建中被杀，当面质问政府代表。 邓华益是公司的老人，比他大六岁。当年民生要统一川江，各家轮船公司互相猜疑，是邓华益带头把自己的公司并了进来。政府代表要清洗他，卢作孚当面反对，没有保住。公司说他“年老体弱”，把他“资遣”，一家人从公司的宿舍被赶了出去。一九五二年二月五日下午，邓华益到卢家来，两个人谈了很久。卢作孚从来不送客出门，这一次送到门外，几次说：“华益，这些年来我对不起你！” 二月八日上午，公司开三反大会。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整的是干部。干部收了资本家的好处，当时叫中了“糖衣炮弹”。政府代表张祥麟先上台检讨，说开股东会大请客是浪费。据卢作孚的长子记述，他还说跟卢作孚去北京开会，想请卢买一件皮大衣，虽然没说出口，“但是差一点中了‘糖衣炮弹’”。卢作孚坐在台前的一只沙发上。 台上讲完，下面提意见。关怀开口了。关怀是卢作孚的服务员，广东人，不到二十岁。他一直住在卢家，卢作孚抽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就在开会之前，他从卢家搬走了。他说的是北京的事：政府代表去卢作孚住的地方谈工作，一起吃饭，吃烧饼，吃豆腐脑。他没有点名，可那几顿饭是卢作孚请的。吃的人算受贿，算中了糖衣炮弹，人们自然会想到，请的人就是行贿。卢作孚的幼子后来写，这番话“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父亲”。这时候卢作孚还坐在台前那只沙发上听着。 散会后，他把关怀叫到办公室，对他说，讲话要实事求是。又说：“我们花的自己的工资，有什么错误呀？”副总经理童少生也在屋里。童少生一九四四年跟他去美国学航运，副总经理是他向董事会举荐的，公司里都把童少生看作他的爱将。两个人同在一间屋里，童少生没有和他说一句话。 他到家的时候天还亮着。他对厨工和保姆说，很累，要好好睡一下，叫孩子别吵，也别叫醒他，说完进卧室关了门。傍晚妻子蒙淑仪回来，说让他再睡一会儿。又过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有动静，她去推门，门从里面闩上了。敲，喊，都没有回应。厨工从窗口翻进去开了门。他仰面躺在床上，呼吸很弱。床头柜上放着安眠药瓶。 她给公司打电话。差不多二十分钟后，童少生带着公司的一个医生来了，没有救护车。医生打了两针强心针。仁济医院离这里不到两百米，有重庆第一流的专科医生，卢家和那里的几位老医生都熟。童少生没有联系医院，他给张祥麟打电话。张祥麟赶到。他后来说，医生告诉他已经没有脉搏了。他也没有想到送医院，找人打电话给市委书记。市委书记派了医生来，已经晚了。 蒙淑仪这时听说了上午会上的事，说了谴责关怀的话。童少生马上说：“你要站稳立场呵！” 半夜，公安部的一个处长带着侦察员来了，问有没有遗嘱。蒙淑仪让他们看看东间桌子的抽屉。遗嘱就放在抽屉里的信笺上面，字写得有点大，写了一张半，只有三条： “证章还西南行政委员会，沙发还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证章是他进这个委员会大门时戴的出入证。 这年九月，公司正式合营，政府的股份占到六成，刘惠农当了总经理。合营前，公司的老板和高级职员一共一百三十九人，到这时候，被杀、被关、被管制的有二十一人，“畏罪自杀”三人，卢作孚算其中一个。 第二年十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报道民生公司合营以后的情形，配了一篇短评，题目是《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 ——赵晓铃《卢作孚最后的日子》，《炎黄春秋》2013年第5期，第38—44页 ——赵晓铃《民生公司被公私合营的过程》，《炎黄春秋》2014年第8期，第13—18页 ——满濂《卢作孚之死调查经过》，《炎黄春秋》2014年第9期，第66—68页 ——刘惠农《对私营企业改造的第一个航标——忆民生轮船公司的公私合营》，《文史资料选辑》第128辑，第86—94页 ——卢国纶《中国现代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之死》，《南方周末》2005年4月21日 ——《人民日报》1953年10月11日第1版

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下令刺杀汪精卫？ 一九三九年三月，汪精卫住在越南河内。三个月前他离开重庆，到这里公开主张和日本谈和，国民党把他永远开除了。这时蒋介石派来的人第二次到河内，给他带来出国的护照和旅费，劝他去欧洲。汪精卫开始收拾行李。 三月十九日凌晨两点多，重庆来的一封密电送到陈恭澍手里。陈恭澍是军统在河内的负责人，军统是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他几十年后写书，说电文记不清了，大意是：“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制裁就是杀。 三月二十日，送护照的人回重庆去了。当天夜里，杀手翻墙进了汪家。 人都要走了，为什么还非杀不可？ 说杀他是因为他通敌，这个理由站不住。那几天蒋的人也在和日本人谈。三月十七日，蒋介石的表亲柳云龙在香港大酒店的一间客房里向日本人开条件：日本撤兵，两国签防共协定，不追究替日本人做事的伪政府人员，满洲国另外商量。中间人请示能不能再让一点，好抢在汪精卫前面和日本言和。蒋回电说，有“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个字就行，其余都可以商量改。 要明白这道命令，得从这两个人争了十几年说起。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死的时候，汪精卫是公认的接班人。他年轻时行刺清朝的摄政王，判了终身监禁，全国都知道这个名字。孙中山的遗嘱是他拟的。孙死后他当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比他小四岁，是黄埔军校校长，有的是兵。国民党没有交班的规矩，谁上谁下，靠的是枪、暗杀和政变。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凌晨，蒋介石没有经过主席汪精卫，自己下令广州戒严，抓人缴械。汪精卫不满，称病，躲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蒋在日记里写这位“某兄”：“叛党卖国，一至于此，可不痛乎！”汪精卫宣布去法国养病，蒋介石以保护的名义派兵送他出洋。这是他第一回走。他走后，蒋拿到了党的组织部和军人部，七月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誓师。 第二年四月他回来了。武汉那边发起“迎汪复职”，为的就是“以汪压蒋”。他在武汉喊讨蒋。八月，蒋介石前线打了败仗，南京又被桂系的军队顶着，只好通电下野，回了奉化老家。 那年底广州出了共产党暴动，反对赤化的国民党人骂汪亲共，喊着要捕杀他。蒋介石以关心他的名义，劝他出国避难。他又走了，这是第二回。 一九三〇年阎锡山、冯玉祥起兵反蒋，他回来，在北平和他们另立中央。仗打输了。一九三一年反蒋的各派在广州再立一个政府，推他当领袖，出兵北上。赶上九一八事变，十二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蒋复出以后两人分工，蒋管军队，汪当行政院长，管外交。日本压过来，政府打不过，只能谈，谈了就要挨骂，蒋不愿自己出面。一九三二年汪精卫辞职去了欧洲，这是第三回。蒋三番五次请他回国主持谈判。跟他多年的陈公博担心：“这次回来，准又再订一个什么的协定。”他回来了。一九三三年谈《塘沽协定》，他发电报给谈判的人：“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反对者之乘间抵隙，弟必奋身以当其冲。”协定一出，全国骂他卖国，蒋介石没有公开承认协定是他批准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汪精卫在国民党的会场上被刺客打成重伤，一颗子弹再也取不出来，他去欧洲治伤，这是第四回。第二年底蒋介石在西安被扣，他又回来了。 十一年里，他走了四回，回来四回。有两回他回来之后，蒋介石下了台。 抗战打起来以后，谈和仍然是这两个人一起的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还没丢，德国大使转来日本的条件。蒋介石和将领们商量时说：“如此尚不算亡国条件。”他当面告诉德国大使，可以拿这些条件作谈判的基础。这些话记在国防最高会议的记录里，那是当时的最高决策机关。替两人跑日本的高宗武，活动经费是蒋批的。 后来日本人的条件变了。一九三八年七月，日本五个大臣开会定下来，要结束战争，蒋介石必须下野。蒋在日记里写：“非逼我蒋某下野不可。”日本人看中的接替人选当中，就有那年春天当上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十一月三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说愿意和换了领袖的国民政府谈。 就在这个月，长沙烧了。蒋介石下过命令，长沙如果失守就全城焚毁，南门外一家伤兵医院失火，守在各处的放火队以为是信号，也放了火，烧了三天，半城的人没了家。汪精卫受了很大的震动。他后来亲口对日本人今井武夫讲过他和蒋的一顿饭。他对蒋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等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反问他，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争得满面通红，像要扭打起来。蒋把他丢在那里，回卧室去了。 汪精卫说的是两人一起辞。可是日本人要下台的只有蒋，蒋一下台，这位副总裁就可能接位。杀他的部署，应该就是从这次当面劝辞职开始的。 汪精卫决定离开重庆，自己出面谈。他的妻子陈璧君先去云南、广东找地方实力派，龙云、余汉谋当面答应，转身报告了蒋。汪身边这些人开会、出走，戴笠的情报网看得清清楚楚。戴笠是军统的头子。蒋有意放他走。 他一走，蒋就可以说谈和的事和自己无关。一九三九年元旦，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开会，否认默许过谈和，宣布汪精卫叛国，永远开除。党内原来主和的人一下子都成了汉奸嫌疑，没人再敢提谈和。三个月前，国民参政会刚通过议案：敌人没出国土以前，谈和就是汉奸。蒋最怕背的就是这个名声。一九三七年那份记录说了什么，高宗武的钱是谁批的，汪精卫都知道。 人走了，蒋也不是不怕。汪出走那几天，他想的是军队和政府里哪些人会跟着动，想到失眠，第二天见了八十多位将领，见了一整天。国民党自己的三民主义青年团里做过一次调查，一百五十九个回答的人，六十三人支持汪，二十五人反对，其余拿不定主意。等到各省实力派一个个表态反对汪，蒋放了心，在日记里写：“此后政府内部纯一，精诚团结。”他发电报给龙云说，替汪着想，这时最好的路是去欧洲。他派去河内的谷正鼎传的话是：“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二月中，汪精卫对谷正鼎有一个回话，他的女婿后来记了下来：主张如果得到采纳，个人不成问题，愿意出国；可是当局如果不下决心，让局面拖下去，“就算已经离开，也会赶回来”。 得到这个答复，蒋介石向戴笠下了杀他的命令。陈恭澍记的日子，和这个先后对得上。一月，戴笠带他到河内，任务只是盯着汪精卫，盯了四五十天。到三月上旬，戴笠才来指示，叫他们准备动手，没有接到“制裁令”不许动。 这几个星期，汪身边的人也在动。二月下旬，高宗武带着汪的亲笔信去东京。日本五相会议决定支持汪精卫出面，接着又定下从四月起每月给三百万元。三月十六日高宗武回到香港，第二天就是香港大酒店那场谈判。军统特务沈醉在戴笠身边多年，他后来写，蒋在重庆就叫戴笠盯着汪，不准他离开，“主要是怕汪先走一步，日本人有了汪以后便不一定再要他”。 到了三月，在蒋介石眼前的是这样一个人：走过四回，回来过四回；日本人要换掉蒋，他是现成的接替者，东京正要给他出钱；蒋自己也想谈，要抢在他前面；谈和的底细他都知道；他自己又说了，走了也会赶回来。这样一个人，到了欧洲还是能回来。杀他为的是除掉这个人，和他主不主和没有关系。陈恭澍后来写得很直白：成功了，就是“彻底铲除了一条祸根”。 河内的住处是两栋连通的小楼，汪精卫夫妇睡在二十五号。二十七号二楼的前房比较大，汪白天在那里见客，里面摆着床，街对面盯着的人认定那是他的卧室。汪的秘书曾仲鸣十几岁就跟着他学诗写字，这一家的钱也归他管。曾仲鸣预感汪要出事，提出自己搬进那间房。 三月二十日夜里，杀手冲上二楼。曾仲鸣退回房间锁上门，他们用斧头把门劈开一个洞，手伸进来开枪。曾仲鸣胸口和肚子中了许多枪，他的妻子方君璧中了四枪。隔壁，汪精卫夫妇和女儿女婿背靠着墙坐在地上，听着枪声。 曾仲鸣在医院里叫人拿来支票簿，要签几张空白支票，签了又签，才挑出几张字没有走样的。第二天汪精卫趴在一个法国朋友的汽车后座上，赶去见他最后一面。曾仲鸣叫汪四哥，叫妻子十一妹，他说：“国事有四哥，家事有十一妹，我再没有什么不放心的。”汪精卫回到家，一面擦眼泪，一面亲手给他挑出全套干净衣服。下午四点，曾仲鸣死了。 军统那年的总报告写：“本年三月河内一击之无功，为本局行动工作最大之失败。” 这次刺杀的后果，一样一样都来了。三月二十七日，汪精卫发表文章，把一九三七年那次会议的记录公开。他写：“主和是我一个人的主张么？不是，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共同决定的主张。”重庆这边出面答复的吴稚晖说，他“将国防会议记录披露，这就是泄漏外交军事秘密”。日本那边，主和派借这次刺杀向内阁发难，首相平沼决定支持汪精卫另组政府，把和蒋的代表在香港的谈判搁下，派人派船到河内接他。汪精卫不去欧洲了，上了日本人的船。 他这时是一个被重庆追杀的文人，手里没有筹码。日本人得寸进尺，他一退再退，同意日本顾问控制各级政府机关，承认满洲国，承认日本在军事、经济、政治上的特权。一九四〇年三月，他在南京成立的政府是日本人的傀儡政府。 后来有一次饭局，他喝了酒，痛哭失声，说当初在重庆明明白白和蒋讲妥了演双簧，因为日本人不拿蒋当对手，他才出面讲和，没想到一出面就被蒋指为汉奸，他上了蒋的当。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他病死在日本名古屋，运回南京葬在梅花山。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军接到重庆的指示，工兵在夜里炸开了他的墓。南京市长把棺材里查了一遍，要找陪葬的东西，只在马褂口袋里翻出一张三寸长的白纸条，毛笔写着“魂兮归来”四个字，下面署着陈璧君的名字。棺材装上卡车，拉到清凉山的火葬场。半个小时，棺材和尸体都烧完了。 ——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英雄无名》第二部），传记文学出版社，第3、193—194、236页 ——何孟恒《汪精卫生平与理念：一手史料重构民国史》，时报文化，2025年，“河内暗杀事件”章 ——郭岱君主编《重探抗战史（三）：抗战与中国之命运》，联经，2022年（引蒋介石日记、军统局1939年总报告、《小川平吉关系文书》） ——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19—120页（引蒋介石日记1926年3月） ——张展《日本扶植汪伪政权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82、84页（引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8日） ——《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101—102页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110页 ——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上册，风云时代，2014年，第31—33页；下册第201—203页（节录1962年4月9日香港《大公报》）

一九六〇年，浙江象山丹城公社粮管所食堂楼上的一间小房里，葛渭康被关到第二十八天。工作组拿来一份打印好的罪行材料和处理结论，叫他签字。罪名是攻击党，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彭德怀式右倾反革命分子。彭德怀是国防部长，前一年在庐山开会时写信批评大跃进，被打倒了。处理是开除团籍，开除公职，押回原籍监督劳动。他不肯签。对方一定要他签名，他提笔写了五个字： 坚决不同意。 他是公社管粮食的干部。农民交多少公粮、留多少口粮、闹春荒时国家拨多少救济粮，都经他的手。他后来写，这份差事要担起“保证‘军需民食’和安排社员生活双重责任”。 两年前，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三年超英、七年赶美”的号令传到象山。城里的大街小巷、学校操场，乡下的晒场，都用砖头垒起了小高炉。他那时二十五岁，是南庄区粮管所副所长，也分到一座，当炉长，五天五夜没合眼。炉子没有炼出一点铁。 十月一日全县公社化，两镇一区四乡并成丹城公社，八万六千多人。粮管所并进公社，改称粮油部，他当副主任。 那年九月，报上登出广东番禺番薯亩产一百万斤。粮管所年年收番薯，一麻袋装九十到一百斤，他算过，一百万斤要装一万多袋，堆在一亩田上有两层楼高。学习会上他说这不可信。 公社办起食堂，吃饭不要钱，各家的灶头大多被扒掉，砖头拿去垒食堂的灶。有一天下午两点，他走进南庄洋心大队的食堂，几十个社员还在天井里等饭。支部书记满头大汗，正从大锅里往木桶里扒糯米饭。他抱怨说，第一批人吃饱了，后来的没饱，再煮；后来的吃饱了，先吃的又喊饿，又煮，一直煮到现在。葛渭康手里有账：生产队交完公粮剩下的口粮，实际库存不够吃半年。他在县粮食局的会上讲食堂糟蹋粮食，财贸部一位领导斥他“怀疑人民公社优越性”。 炉子炼不出铁，公社就命令社员把家里的废铁交上来，人人上山找矿石、砍树，“谁不服从就是反革命”。正赶上秋收，上面又命令开夜工。社员被小高炉熬垮了，夜里把玻璃小方灯挂在稻桶上，人到田埂上睡觉。管理区干部登楼一望，田畈上灯光闪烁，以为大家都在干活。 那一季，很多稻子和番薯烂在地里，有的割下来堆在路边，没人挑回去。当地流传四句民谣：“日夜小高炉，山上树砟完，田里稻烂完，家里锅砸完。” 全国的钢指标一千零七十万吨，比上一年翻一番，是那年八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定的。他并不全信下面报上来的数，可数是他定的，他要各地想办法凑足，保住自己的面子。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头版宣布，全国已产钢一千零七十三万吨，“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完全正确”。正规钢厂那一年炼出来的，还是上一年那五百多万吨；多出来的，是全国土炉子旁边堆成山的废渣砣子。 一九五九年春节刚过，丹城就缺粮了。社员跑到几十里外，刨地里剩下的烂番薯，挖葛藤根吃。葛渭康把各食堂缺粮的情况写成报告送到县里，对县长张玉田说，丹城的余粮统购任务从一千六百万斤加到两千四百万斤，“说是余粮，实是社员口粮”。县长很吃惊，说这个指标是你们公社党委自己报的。他答应先拨五万斤，要葛渭康把情况调查清楚再报。 没过两天，县委书记带一大班人到南庄缺粮严重的食堂视察，看见社员在喝薄粥，问公社党委几位书记要不要县里帮忙。几位书记齐声回答： “这点困难我们自己解决，不找领导麻烦！” 那年七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开会，与会的高层都看过各地饿死人的报告。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的浮夸风。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讲话回应，说到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他认了是自己定的： “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 可这篇讲话的矛头是彭德怀。认了账的人没有收手；在座的高层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跟着批彭，举手同意照着吹出来的指标继续征购粮食。八月，彭德怀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全国跟着反右倾。 省委的工作组进了象山。长街公社一位党委副书记被定为右倾反党分子，在万人大会上当场逮捕。丹城公社东陈管理区三个大队的支部书记被捕，一年后一个放回家，死在家里，另两个死在狱中。东陈管理区书记说了一句“产量万斤稻，肚皮吃不饱”，被送进党校改造思想。葛渭康已经做好挨整的准备。他不是党员，只被县财贸部长点名批评了一次，躲过了这一波。 一九六〇年春荒逼近，县里传达中央“继续大跃进”，“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食堂问题上进攻”。食堂改蒸“甑头饭”：一斤米泡上一天，加六斤水，装进陶钵里蒸，上面结一层皮，像饭，底下是糊。社员吃了，一泡尿就没了。食堂里的竹筷子头都是尖的，是人们刮甑头饭刮尖的。 饿得没路走的农民，天一黑就成群进丹城，爬上居民的屋顶，偷瓦上晾的番薯渣。一天夜里十一点多，粮库保管员抱着一支七九步枪，押着一个农民走进粮管所。他说很多人翻墙进院，爬上屋顶，他以为是来抢仓库的，喊着要开枪，才把人赶跑，最后一个抓来了。葛渭康交代他，万一有什么情况，绝不能朝人开枪，只能朝天开枪。那个农民是南庄村的，得了浮肿病，说家里老小几天没有米下肚了，实在没法子。天冷，他一边说一边浑身发抖。 葛渭康叫他坐在食堂里，把门虚掩上，对保管员说，咱们睡觉去，等天亮再说。他心里想，人一走，这个农民准会逃，说不定食堂里还有些冷饭可以带走。第二天一早，炊事员大嚷，昨晚剩下的冷饭哪里去了。葛渭康说，值夜班的吃了，交了两斤饭票。 他后来写那些日子，自己就是专门管老百姓吃粮的，眼看粮管所仓库里粮食满满，那是从农民手里征上来的、他们该留的口粮，农民却在挨饿，“心头有说不出的难受和耻辱感”。 他去问公社卫生院院长，浮肿病有什么办法治。院长说： “给饭吃就好了呀。” 两个人决定下去摸底，查清到底有多少人得了病，好向上报告要粮。蔡家岙大队的支部书记沈守常先找上门来，流着泪说，社员在吃野菜，有些人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他自己也浮肿了。 进了蔡家岙，听不见狗叫，也听不见鸡叫。村口石头上坐着几个头肿得很大的农民。食堂的灶是冷的，地上一堆野草和乌糯根，仓库里没有一粒粮。躺在床上的那几户，孩子脖子瘦得像根棍，大人手脚肿得有些透明，说话都没有力气。卫生院的女医生走访妇女，几乎每一个都子宫严重脱垂，医生说只有严重营养不良才会这样。这个村一百多户人家，一百二十多人浮肿，二十多户已经是重症。 黄溪大队的支书夏阿乔贩过牛，说话直。他不信公社党委那套先完成征购不会饿死人的话： “开除我党籍，也不卖过头粮。” 黄溪的社员还能一天一顿干饭两顿稀饭。 全公社摸下来，八万多人大部分营养不良，将近一万人浮肿，几千人病得十分严重。两人向公社第一书记董方祥详细汇报，董方祥要他们只向他汇报，不要扩散，可以向业务上级求援。卫生院拿松树叶加红糖熬成糖浆，分到各大队。过了不久，沈守常告诉葛渭康，那几户全身浮肿的，有的已经死了。 在县粮食局的一次会上，葛渭康举了蔡家岙和黄溪的例子，说了一句： “听党委话卖了过头粮饿肚子，不听的反而有饭吃。” 有人把“党委”换成“共产党”，改成“听共产党话饿肚子”，报到了县财贸部。 五月上旬，财贸部副部长带工作组进驻粮管所，第一件事是宣布葛渭康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彭德怀式人物”。所里贴出揭发他的大字报，不准他申辩。他被隔离反省，关进食堂楼上那间小房。他后来写，当年说番薯百万斤不可信，“不料以后因此惹祸”。 他的妻子在国营亭溪铜矿当化验员，这时怀着孕。有领导“关照”，把她派到基建队挑砖，孩子流掉了。她回家休养没几天，矿上通知她不用再来上班。 葛渭康最后没被押回原籍，是因为工作组自己出了事。他们在公社住了一个多月，胡吃海喝，还从粮管所仓库白拿茶籽饼去毒鱼，把公社鱼塘里的鱼毒死了。他们整葛渭康，事先也没跟公社党委打一声招呼。董方祥官比带队的副部长高两级，发了话： “叫他们回去，我们党委不予承认。” 工作组悄悄撤走。给葛渭康定的罪，没人收回，也没人执行，他说就这样不明不白“悬”在那里。一九六一年九月，他被调到县粮食局。 丹城公社成立时，有八万六千多人。全公社、全县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四十多年后他写，如果公安局那时的户籍档案还在，完全可以查清。 ——葛渭康《从“大跃进”到大饥饿——一个农村粮管干部的亲历与回忆》，原载《西湖》2006年第2期，此据向继东编《2006中国文史精华年选》，花城出版社，2006年，第321—333页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收入《李锐文集》，中国社会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48—149页 ——《人民日报》1958年12月22日第1版

1960年10月，河北徐水县的灭病办公室向上报了一千二百多个浮肿病人。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知道后大发雷霆，把办公室批了一顿，又挨个追问各公社书记。有个公社原报83个浮肿病人，被他追到只剩3个；他还让办公室把浮肿病改成别的病，这才罢休。那一年，县里的韩家营村有一天死了七个人。 1958年8月4日下午，毛泽东到了徐水县的大寺各庄。在农业社俱乐部的长桌旁，张国忠告诉他，今年全县夏秋两季计划打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毛泽东睁大了眼睛，伸出巴掌算了一笔账，问：“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徐水上一年的粮食亩产是138斤，夏粮亩产只有70斤。县里的老干部后来说，张国忠起初还算务实，有股闯劲。1957年冬天，他把全县十万劳力编成大兵团修水库，让农民在工地搭棚住，不准回家。1958年3月，毛泽东在徐水修水利的报告上批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毛泽东那一问，屋里一时没人答得上来。张国忠说：“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毛泽东说，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人家不要你的粮食。社主任说拿山药造酒精，毛泽东说那每个县都得造酒精。大家都笑了。毛泽东说：“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后来他夸徐水：“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又笑着问：“北京就不出什么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张国忠答：“北京出政治领导，出党的总路线！”临走前，毛泽东向张国忠提议办人民公社。 晚上七点半，毛泽东的车队一走，县委就开了全县电话会，各乡在电话里向毛主席宣誓，“保证今年粮食亩产平均超过两千斤”。第二天，全县248个农业社改成了人民公社。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位副部长来到徐水，传达刘少奇的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 那年在徐水挂职当县委副书记的作家康濯，也给《人民日报》写徐水，他的连载里写着要让小麦亩产十二万斤、一棵白菜长五百斤。康濯后来回忆，他有些稿子写的数字低，见报时变高了，是报社直接给张国忠打电话往高里加的。他当面问过张国忠： “你说亩产几万斤，能达到吗？”张国忠说：“是达不到。”“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喊？”“这么喊就能喊出大家的干劲来，我们不能泄气，不喊几万斤连600斤也搞不到。”康濯说：“你得实事求是！” 张国忠说：“那不行，那样就泄气了，要紧跟形势，不跟形势就完蛋了。” 从3月到10月，全国有三十二万人来徐水参观，四十多个国家的九百多个外国人也来了。刘少奇、邓小平以下二十多位中央领导先后到过徐水。9月刘少奇在试验田里鼓励徐水人：“试验的东西不要怕失败。”给他们看的东西是备好的：县里把好猪集中到一处给人看；大寺各庄人称“一夜高楼”的新楼，有的楼板是苇子秫秸扎的，外面刷一层石灰；为了首长和外宾的安全，北下关村在中秋节晚上把一百户地主、富农等“五类分子”和“危险分子”突然迁走，民兵押着，只准带衣服被褥，说走就走，迁到十四里外的村子。来看的大人物看得出破绽，为了向毛泽东表态，当时没有一个当面说破。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是回到北京以后才说：“徐水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张国忠要求山药每亩必须栽到五万棵以上，达不到的受罚。有的社员觉得太密，又不敢顶，只好在地头栽得密密的，地中间照常栽。张国忠发现了，五个小队长被绑在树上当场斗争，喝骂，拳打脚踢，然后送进监狱劳改。一个叫高老先的小队长，劳改三个月就死了。 9月20日，张国忠在报告里点名说县长“对亩产千斤缺乏信心”，干部们在电话会上“辩论”了县长一个通宵。县、乡、村三级都设劳改队，下捕人指标，社员“走得慢”“干活慢”，也被送进去。1958年，全县捕了4643人。 韩家营村的袁金祥那年十二岁，夜里跟几个孩子推水车浇地。推到后半夜，就留一个孩子专门敲水车的闸板，查夜的人远远听见嘎达嘎达响，以为还在干。“连小孩都知道弄虚作假，觉也没少睡，地也没多浇。”可千万不能让监工发现，发现了一脚踹倒，绳子一捆送农场；要么就是被辩论。“说是辩，其实只准别人辩你，不准你辩别人。一堆人把你围在中间，推过来再推过去，称为‘滚煤球’。” 9月，全县的公社又合成一个人民总公社，取消工资，吃饭、穿衣、看病、丧葬都由公社包下。有的地方连社员的箱子柜子都归了公，他们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他都归公了。”为了建新村，全县拆了三万二千多所房子，新楼盖在大寺各庄，别处基本无力建房，有的社员连过冬的房子也没有。食堂是张国忠照毛泽东的意思办起来的，不准农民在家起火做饭。照“一天吃五顿”的号召放开肚皮吃了半个月，食堂就断了粮。 10月，下放到徐水劳动的中央办公厅干部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说那里强迫命令，虚假现象不少，粮食的预产估计多半大于实际。11月上旬中央在郑州开会，毛泽东在会上几次批评徐水的强迫命令：“辩论变成了斗争会，辩论变成了一种刑罚。”11月10日，他把那份报告批给河北省委，最后加了一句： “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 会上他又说：“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同属保定的安国县那个月报上来的亩产是3361斤，实际是330斤。毛泽东自己并不相信这些“卫星”是真的。第二年夏天在庐山，他对彭德怀说：“放了许多假卫星，还要放的。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里来真？有假卫星，才有真卫星。” 宣传徐水的报道从报纸上消失了，张国忠还是县委第一书记。第二年，徐水人每天的口粮从六两降到四两，再到三两。袁金祥被队长派去摘树叶，先是榆树叶、槐树叶，后来杨树叶也摘，泡掉苦味掺着粮食吃。有人吃谷糠，拉不出屎，“用铁丝弯成钩子往外掏”。1959年1月，保定地委向省委报告浮肿病，“发病地区以徐水、涿县为主”。徐水外逃了三万二千多人，县里设了三个劝阻站往回截人。1960年3月，老头河公社二十六个村的社员吃苍耳中毒，五百五十人中毒，死了四个。 1960年4月8日，《人民日报》登出张国忠在全国人大的发言：“徐水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形势极为良好。”“人民的文化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那一年，袁金祥的爷爷在生产队看瓜，饿得受不了，吃了好多甜瓜，拉稀死了。“原本体质相当好，一米八的大汉。” 1960年11月，中央发出指示，要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等“五风”。30日，九百多人的工作组到了徐水，一到就宣布张国忠停止工作，他随后受了处分。县档案馆的记录是，到1961年1月，全县病亡1642人。 整整二十年后，徐水县委撤销了对他的处分，理由是： “不应过于追究个人责任，在当时政治形势和左倾路线影响下，中央、省、地委各有责任。” 他还当过涞源县的副县长。高老先在地中间照常栽了山药，死在了劳改队里。 ——康濯《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第2版；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第3版；杨继绳《墓碑》上篇，天地图书，2016年，第525—534页；辛平《梦幻的天堂》，《炎黄春秋》1994年第1期，第29—40页 ——李月刚《河北徐水 跃进明星 回归平淡》，《南方都市报》2009年7月10日（康濯回忆、袁金祥口述、县档案馆材料）；尧山璧《徐水大跃进》，《随笔》2010年第3期 ——张国忠发言，《人民日报》1960年4月8日第10版；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1989年，第241页；《毛泽东与保定》第77页（转引）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深夜，中国人民大学物理讲师葛佩琦在家里被捕。来人搜出一张照片，他穿着国民党军装，骑在一匹日本战马上。穿警服的人问：“这不是你反革命的证据吗？”葛佩琦说，那是他做地下工作时照的。 他一九三三年考进北京大学物理系，一二九运动时带同学冲出校门，被军警抓过。一九三八年入党。党派他进国民党军队做情报，他在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挂着少将的名义，把军事情报送给地下组织。一九四七年秋，和他单线联系的那个人被捕，下落不明。一九四九年四月，他找到华北局组织部，组织部说，查明他确实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但找不到那个联系人，组织关系不能恢复。他从此是“党外人士”，留在人民大学教物理。 七个月前，党在整风，号召党外人士提意见。学校给他送了三次通知，系里又派人当面动员，他才去开会。那天是五月二十四日。他在会上讲党员不要脱离群众，讲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会议记录里有他这样一句：“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三天后，人民大学的校刊《人大周报》登出他的发言，字句变了，多了“推翻你们”，多了“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他当天下午去找校党委副书记聂真，问：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校刊没有更正。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开始。同一天第七版登出他的话：“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他说的是“不好，群众可以”，报上登的是“群众是要”。第二天上午，他把更正信送到报社，信里写：“六月八日你报七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信没有登。接下来一个星期，报上是南京、保定、沈阳的电讯，是他的学生痛斥他，全国报刊跟着批他要杀共产党人。他被划为极右分子。一个要杀共产党人的人，公安接着查他的历史，查出了国民党少将。 报纸批判他的时候，他妻子在月子里染上的风湿性心肌炎复发，被送进医院抢救，从此卧床。家里贴满了大字报，成伙的学生来家里和他辩论。七岁的三女儿记得，父亲总在对学生说：那不是我说的，那不是我说的。后来她因肾炎住进儿童医院，每到周末盼父亲来。有一天来的是母亲的同事，告诉她：你爸爸病了。 他被关在草岚子胡同。审讯员是个年轻人，问他一九三八年在豫东组织游击队干什么。他答：“抗日。”年轻人把桌子一拍：“胡说！国民党是积极反共的，你会抗日吗？”问到他在东北当少将，他说那是党派他去的掩护身份。年轻人打断：“你是‘国民党少将’，谁承认你是共产党员！你这是公然污蔑共产党！你再这样胡说，就要罪上加罪！”这样的审讯有三十六次。 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日早饭后，他出庭。起诉书告他两条：历史反革命，当过国民党少将；现行反革命，叫嚣要杀共产党人。他对法庭说，少将是党派他去做的掩护身份；杀共产党人那些话引的全是一九五七年的报纸，不是他的原话，报纸发表时没经他同意，没经他签字，不能作定罪的证据。他最后说：“请求法庭依法宣告无罪释放。”六月二十九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他无期徒刑。判决书写他“竟公然叫喊要杀共产党人，要推翻人民政府”。末尾列了证物：军衔花八个，帽徽一个，证章三个，军服两套，军服带两条，全部没收。原判还没收了四十一两多黄金。 妻子为了孩子的前程和他离婚，孩子们改姓母亲的姓。一九六六年，他二哥家被抄，二嫂被打死，二哥不久也死了。一九七五年冬，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他以“国民党少将”的身份出狱，算宽大释放，那份反革命判决没有撤销。从被捕那夜算起，十八年。 一九七六年春，大女儿给公安局写了保证书，保证父亲回京以后不向政府要房子、要工作，他才被送回北京。先住清河，后来搬进交道口东大街大杂院里一间八平米的小屋。他两眼快要失明了。孩子们晚上轮流去照看他，抄申诉书，拿衣服回去洗。三女儿写，父亲最大的心愿是听他们叫一声爸爸；十八年没叫过，他们叫不出口。 一九七八年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找到这间小屋。他叫李逸三，一九五七年是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长，亲耳听过那次发言，学校划葛佩琦极右的时候他举了手。此后每隔一两个月他来一次，带水果点心、零花钱、粮票，也带消息：胡耀邦管了中央组织部，错划的右派要改正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葛佩琦去中央组织部上访。灵镜胡同里排着长队，轮到他领登记表，接待的干部问他姓名，他一说，几个上访的人围了上来，有人说：“没想到你还活在人间！”两天后上午八点，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在会客室接待他，第一句话是：“葛佩琦同志，这许多年你受苦了！”三十年来，这是党组织的负责干部第一次叫他同志。 材料批转回人民大学复查。一九七九年四月，学校的答复是“我们正在复查”，又说“我们研究研究再说”。学校把当年经过反右的学生支部书记请回来研究，谁也说不出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事实。他等了七个月。十一月十二日，人民大学党委的复查结论下来，八个字：“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 两个月后，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中央干部会上讲：“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按他的话，右派不平反：划错了的叫改正，没划错的不改，意思是反右没有错，只是划多了。全国五十五万右派，后来绝大多数拿到的就是改正两个字。三月十九日他对起草历史决议的人又说：“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错误在于扩大化。”同一次谈话里他交代：“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 一九五七年的报纸上，登出来要杀共产党人的右派只有葛佩琦一个。那年毛泽东亲自管着《人民日报》的稿子，邓小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反右的部署；报纸登一个人要杀共产党人，这样的话要经他们过目，出自谁的手，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反右开始的那一天，报上就有了一个要杀共产党人的右派，镇压有了借口；二十三年后，这句话又成了反右没有错的根据。要是查清当年杀气腾腾的是谁、这个人是不是真说过那句话，这个根据就没有了。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日下午五点，葛佩琦到富强胡同胡耀邦家门口，递上一封约五百字的申诉信。出来的干部说，耀邦正在会客，今晚一定转上去，留个电话。他说：“我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没有电话。”第二天同一时间，干部交给他一个印着红格的大信封，让他拿去中央组织部找陈野苹副部长。他回家拿出放大镜看。信封上是胡耀邦的签名，他那封申诉信上有胡耀邦的批示：“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对葛佩琦同志落实政策。”信末落款“三月二日”的“三”字下面，胡耀邦点了两个红点。他这才发现，自己写得匆忙，把四月写成了三月，胡耀邦连这个字都看到了。 十一月二十日，李逸三给胡耀邦写信。信里抄了一九五七年的原始会议记录，说《人民日报》登的葛佩琦的话“是吃了水分的”。信的末尾：“解放前，葛佩琦是虎口余生；解放后，长期压在‘右派’帽子底下，妻离子散，双眼接近失明。葛被划成‘右派’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有愧的！为了使这个历史革命分子早日过上人的生活，我特向您喊：冤！”二十天后，十二月十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告葛佩琦无罪，当年没收的黄金四十一两六钱八分，折成人民币三千六百五十三元一角四分发还。 七个月后，一九八一年七月，邓小平又讲：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 一九八二年一月，人民大学给葛佩琦“予以改正”，撤销当年划他右派的决定，工资从一九七八年十月起恢复。这是邓小平说的改正，不是平反，结论里没写他是划错的。一九四九年华北局组织部就查明他入过党，只是找不到那个联系人；一九八二年，中央调查部出函证明，那个联系人当年接上他情报关系时，也接上了党的关系。一九八三年五月，北京市委组织部恢复他的党籍，党龄从一九三八年七月起算。一九八六年二月八日，北京市委的通知才写明，他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离他送更正信那天，二十九年。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三日，葛佩琦去世。新华社电讯说，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送到报社的那封更正信，八十年代有人找了出来，信还在。报纸始终没有登。 ——戴煌《葛佩琦“大右派”的“铁案”是怎样翻过来的》，《炎黄春秋》1996年第4期，第9—18页（1957年《人大周报》《人民日报》报道、1959年判决书、1980年李逸三信据此文转引） ——李新《反右亲历记》，收入萧克、李锐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5—26页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日）、《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43、294、390页 ——葛希平（朱平）回忆，转引自《回眸一甲子，风雨故人情》（网页转载） ——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下卷，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第511、514、616、657页 ——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第10页（右派人数）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午九点多，山西兴县蔡家崖。斗争大会还没开，主持斗争的贫雇农骨干挤在一孔窑洞里商量程序，牛荫冠被围在中间。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进来巡视，对他说了一句：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牛友兰是他的父亲，六十一岁，这时候已经反绑着双手，跪在会场前面撒了料炭的地上。料炭是棱角尖锐的炉渣。 牛荫冠这年三十五岁，是晋绥边区行政公署的副主任，也就是边区政府的副手。分局是边区共产党的最高机关，李井泉是边区的头号人物。这孔窑洞、会场、分局和行署办公的院子，都是他家的房子。牛家是兴县首富，一二〇师开到兴县那年，牛友兰把五座宅院和一所花园全交了出来，贺龙、李井泉就长年住在牛家大院里。 牛荫冠是一九三二年考进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那年清华在山西只录取了四个人。入学不久他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联，功课顾不过来，转到经济系，认定改造社会是当时的第一重任。一二九运动他入了党，不久接替蒋南翔，当了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一九三六年底，北平市委书记安子文要派他回山西协助薄一波，问他：差半年就毕业了，拿不到文凭怎么办？他说，拿不到文凭没关系，挽救民族危亡重要，为解放全人类，党需要我干啥，我就干啥。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刘少奇到太原重建北方局。他起草了一份《山西农会章程》，让人交给牛荫冠，在牺盟会的刊物上发表。牺盟会是阎锡山出面、共产党在里面主持的抗日团体，牛荫冠在总会管事。牛荫冠在稿子上加了一句话："防止流氓混入农会"。刘少奇看了，对北方局的人说："找牛荫冠来，我跟他谈谈！"牛荫冠去了，刘少奇责问他："你知道什么叫流氓？"他一听口气不对，低声说："我也不清楚，反正不是好人吧。"刘少奇看他态度还不错，对他说："你这里说的流氓，是一种勇敢分子。农民运动在开始的时候，正派农民不敢参加，要观望。就是勇敢分子敢参加，你不能把他们拒绝在农会之外。他们的流氓习气是可以在运动中改造好的。实在改造不好的，等农民运动起来时再淘汰他们也不迟。你不要先把他拦在外头呀！" 那年九月底，牺盟会开全省代表大会，牛荫冠做工作总结，从此成了总会的实际负责人。到一九三九年五月，牺盟会有八十九万会员。一九三九年底阎锡山和新军翻脸，牛荫冠把新婚妻子送回晋西北，自己在去河南的路上勒转马头，投奔延安，又回到老家兴县。一九四〇年初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他出任副主任。 这几年牛友兰在做另一些事。一二〇师到晋西北的时候没有棉衣，急需钱和粮，他带头捐了两万三千元大洋、一百五十石粮食和大批棉花布匹。大洋成了兴县农民银行的基金，棉花布匹解决了八路军一个团的冬装。一九四〇年二月，行署公布减租减息办法，他把自家全部的地租放账的契约账簿一并销毁。一九四二年他带晋西北的士绅去延安参观，回来在《抗战日报》上写文章，把延安比作"创建新中国的试验场"。到土改前，他几乎已经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从一九四二年起就住在一个破落的院子里。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是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办法是地主退租退息，拿地抵租，一般不动富农，不侵犯中农。这份指示还没来得及实行，内战打起来，毛泽东推翻了它，说减租减息、和平赎买是右倾机会主义，要重新打土豪。打仗的军费要从农村出，打土豪就是要地主把钱粮交出来。自己主持的指示被说成右倾，刘少奇转过来积极推动暴力土改，要赢回毛泽东的信任。 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晚上，刘少奇离开延安去华北，路过兴县，住在晋绥军区司令部，同贺龙、李井泉和中央派来的康生谈了三天。司令部就在牛家的院子里。四月二十二日他写信给贺龙、李井泉等人，说晋绥的群众运动零碎、不彻底，"我们不应害怕这样的自发运动；我们正需要这样的自发运动"。第二天他在六地委干部会上讲了四条原则，说群众要违反，我们不赞成，可是"群众一定要办，就让办，让群众犯个错误"。七月，毛泽东把这封信批转到一切解放区："少奇同志这封信写得很好，很必要。" 康生是带着土改考察团来晋绥的。他说，晋绥是老区，地主富农早已化了形，财产转到了工商业上，这样的人都是斗争对象，要挖浮财，把他们扫地出门，"只给他们一双筷子一个碗"。下面打人，连干部党员也打，反映到康生那里，他说："群众发动起来了，有义愤嘛，打几下也可以嘛。"康生和李井泉推出的土改典型，是蔡家崖的邻村木栏杆。这个村一千多亩地属于邻村姓牛的地主，村民大多是这家的佃户，村里没有地主。李井泉听了汇报说，全村没有一户地主，这能说得通吗？工作队就查三代划成分，把十几户穷苦农户划成地主富农，又把攒下两百块大洋的张家兄弟定为恶霸地主，处决了。康生、李井泉表扬工作队，要各地推广。 七月十七日，刘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全国土地会议，各解放区的代表一百一十多人。八月他在会上点名批评晋西北看不起贫雇农，土改不彻底。九月四日他提出普遍、彻底平分土地，两天后毛泽东复电同意，要地主富农把多余的粮食、耕牛、农具、房屋和别的财富都拿出来。九月十三日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会议还总结了各区的经验：派工作团进村，找衣衫房子最破烂的人做依靠对象，发动他们诉苦，组织他们斗争地主。最穷的往往是村里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最有仇富心，就让这些人带头斗，带头喊口号，给地主戴高帽、挂牌子，动手打，甚至穿上鼻子拉着游街，这叫群众发动起来了。九月十五日，刘少奇单独同晋绥代表团谈话：从分局到支部的党员，凡障碍土改者一律必须以组织手段扫清；怕丢地位、丢面子等等，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保守性，都要妨碍革命性。 九月十八日，李井泉在蔡家崖的农民大会上讲话，说彻底平分土地是毛主席提出的，《晋绥日报》登了他的原话："大家提出要斗牛友兰家，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压迫过全兴县的老百姓……"他举出的事是：一九四二年牛荫冠向父亲要契约做调查研究，牛友兰不愿意拿出来。那些契约账簿一九四〇年就已经销毁了。牛荫冠在场旁听，站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站稳，要求群众审查他，看他够不够格做一个共产党员。贫农刘宝则质问他："你当八路军，好处咱没看到，你知道政策法令，四〇年以后你家变卖了土地，但银钱保存起来。"他说的这笔钱，就是后来会上要追的底财，地主埋在地下的钱。有人接着说，看他以后的事实表现罢。九月二十四日，边区农会发《告农民书》：混进共产党、新政权、八路军的地主，不管他是什么样人，只要骑在农民头上压迫剥削，"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 两天后就是九月二十六日。李井泉在窑洞里说完那句话，巡视一圈就走了，他的夫人和秘书留在主席台上。主持大会的是分局宣传部长周文和工作团副团长马林。马林是保德人，清楚牛友兰的历史，对斗牛很抵触，但分局书记的夫人秘书都坐在台上，只好照程序开。周围几个村的人都来了，牛友兰和一群地主、富农、"坏干部"跪在前面。村民白栋则后来说："会场上主要是要底财，没谁能说出牛友兰干过什么坏事，没人恨他，斗争会不好开。"会上有两三个二流子带头起哄，要像牵牛那样给牛友兰穿鼻子。 将近中午，要押着这群人游街。有人把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他的鼻孔，喊："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牛荫冠也没有办法，走过去，把铁丝牵在手里。《晋绥日报》记者胡正就站在跟前。他说，牛友兰很吃惊，也很生气，看着儿子摆了摆头。这一摆，鼻翼下面那块薄薄的软骨一下子拉断了，血直往下流。会场上的人以为是儿子用力扯断的。这个说法当天就传开了。 台下的人大多知道牛友兰对抗战的贡献，会场乱了。马林让人放掉牛友兰，去掉手脚上的镣铐，扶老人回家，抓了两个带头起哄的二流子。蔡家崖和木栏杆两个村的人围住工作团，要工作团惩办二流子，一直闹到傍晚。周文出面疏散群众，说什么事都可以说，但阶级界限不能模糊。李井泉得报，下命令给工作团，一定要说服群众离开会场。到半夜，雨下大了，人才陆续散去。 牛友兰回家以后绝食，谁劝也不吃，三天后死了。临死马林在他身边，他对马林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他的尸体不知所终。牛家的侄子牛荫越原在一二〇师副官处当会计，这时也被清洗回家，自杀了。 工作团随后开会。这个工作团的团长由晋绥分局的一位主要领导兼任，马林只是副团长。团长在会上大骂马林立场动摇，骂他把牛友兰、牛荫冠保护得那样好，对贫农却采取镇压，勒令他向那两个被抓的二流子检讨，赔礼道歉。 牛荫冠被调离工作，送进晋绥分局党校"学习"。党校里开会，会场上专门留出一些座位，挂着"王八蛋席"的牌子，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的干部，要坐到那里去。牛荫冠在党校的支部大会上发言，说斗牛大会上一开始有人把他推到地主那一边，但贫协主席说，这是自家的人，怎么放到那一边，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边。他说自己"真是感到极大的温暖和党的亲切。感动得落泪不止。"从绥蒙来党校的郑天翔发现，"牛荫冠'拉死他老子'"是党校里的一个热闹话题。党校里的说法是："大义灭亲，荫冠同志已经做出榜样。"他还听说，牛荫冠一九四〇年回晋西北刚走马上任，"就亲自批准处决了当地十几个地主恶霸，其中就有他的表弟。" 十二月十八日，刘少奇给晋绥分局发电，说你们那里群众已自动扣押了数万地主，你们再不要去鼓吹与煽动自发运动，所缺少的是党对自发运动正确而有能力的领导，"因此，运动就常被流氓、坏干部、富农甚至地主所领导。"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会议的闭幕会上说："晋西北的路线，贺龙同志、李井泉同志……是正确的，晋绥《告农民书》总的是正确的。" 一九四八年三月，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二十六日到了蔡家崖，住进牛家大院。四月一日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开头就说："我认为，在过去一年内，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领导的区域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是成功的。" 一九四八年春，牛荫冠调去晋中当行署主任。华北局的薄一波找他谈话，要他不要计较土改中的事。一九八七年，他在晋绥党史座谈会上谈晋绥土改，讲到党校搬家路上看见的一个区长，"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流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他说这个区长抗日工作很积极，对上级党的指示积极执行，"可是，在这次运动中被活活刮死了。" 一九八九年七月，兴县县委作出为牛友兰平反昭雪的决定。三年后牛荫冠去世。二〇〇〇年，牛家的后人才找到牛友兰的遗体，重新安葬。 ——智效民《土改中的蔡家崖"斗牛大会"》，《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第63–69页 ——智效民《刘少奇与晋绥土改》，秀威资讯2008年，第67–70、82、118–119、125、131–132、155–169、228、235、260页 ——《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73–76、84、91–92、95、102、111页 ——李井泉1947年9月18日讲话及牛荫冠检讨，《晋绥日报》1947年9月25日，转引自智效民上文 ——胡正口述，鲁顺民《这一腔心事说与谁》，《山西文学》2004年第11期，转引自智效民上文 ——龚子荣《1947年晋绥的土改整党》，《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中共党史出版社，第26页 ——郑天翔、龚子荣回忆，《牛荫冠纪念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第172–178页，转引自智效民上文 ——杨尚昆语，《杨尚昆回忆录》第250页，转引自智效民《刘少奇与晋绥土改》 ——牛荫冠1987年发言，《牛荫冠纪念集》第321页，转引自智效民《炎黄春秋》2013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