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ights Practice

天安门母亲授权中国人权发布：《1989年“六四”惨案三十七周年祭》进入2026年，是1989年6月3日至4日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六四”惨案37周年。这一事件由当年少数当权者下令、军队参与，对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实施了血腥镇压。作为“六四”惨案的受害者，我们呼吁政府通过法律途径，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当年遗留下来的所有创伤和问题，还每一个遇难者家庭以公道。 这是一件由当年政府一手造成、严重违背中国宪法、违背人性、侵犯民权的事件。正因为是政府行为，这一人间悲剧在37年后依然看不到解决的可能。政府至今仍采取回避、不解决、全面压制言论的态度。尽管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在国内仍无法获取有关“六四”惨案的真实信息。人们不能公开讨论、不能公开悼念，甚至遇难者亲属的悼念活动也长期处于严密监控之下。这样的现实，使许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1989年6月在北京曾发生过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的惨烈事实，仿佛一切从未发生。 中国官方对“六四”血腥屠杀的叙事不断改变，从最初的“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到“政治风波”，到再提“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最新的是2021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个历史决议》，其中只见“严重政治风波”和“反对动乱”，不再提“平息反革命暴乱”。不管其表述如何改变，都是在掩盖政府动用军队镇压民众、剥夺无辜生命的本质和事实。我们是这一惨案的亲历者，北京市民是见证者，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都曾目睹这一历史悲剧。军队的暴力行动导致无数学生和市民倒在街头。我们记录在册的最小遇难者年仅9岁。难道9岁的孩子也是所谓的“暴乱分子”？谁有权如此定义？当权者是否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为同胞编织没有法律依据的罪名，使整个社会在高压之下被迫噤声？ 1989年的悲剧发生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外敌入侵的和平时期。当时，广大民众站在学生一边。1989年4月15日，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逝世，引发悼念活动并逐渐演变为学生运动。学生提出反腐败、反官倒、要求公开官员财产等诉求，得到社会广泛响应。北京各界人士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全国多个城市乃至香港地区也纷纷表达支持。人民以和平方式表达诉求，希望政府尊重民意，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一个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符合现代文明理念的国家。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政府最终动用了军队向人民开枪。在这场镇压中究竟有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受伤、又有多少人失踪，至今仍无明确答案。对于这些遗留问题，政府理应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公布真相，回应历史，给遇难者家庭一个交代，也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我们不会忘记拒绝执行开枪命令的第38军军长徐勤先。他曾表示：“这样的行动必须经得起历史检验……执行这样的任务可能立功，也可能成为历史的罪人。带武器执行这样的命令，我无法做到。”他因此被判刑五年，但他却坚守了军人的良知，绽放出人性的光辉。他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将军，他的勇气和良知将永垂史册，被铭记在人民心中，历史也终将给予他应有的评价。 我们也要追问：当年那些将枪口对准民众的军人，是否意识到面对的是自己的同胞？当权者中，凡是下令对人民开枪的人，都应承担历史与法律的责任。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告知世人：又一位遇难者的父亲熊辉，于2025年5月因病去世，享年87岁。 遇难者熊志明，男，遇难时20岁，北京师范大学1988级经济系本科生。 1989年6月3日晚，熊志明与同班一位女生躲进一个胡同口，女生被子弹击中，他立刻上前救援，也遭到射杀，当即死亡。遗体被同在现场的其他学生通过其身上所穿的衣服，辨认出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被学校领回。 熊志明的父母是江西省金溪县农民。在当时并不宽裕的家庭条件下，他能够考入北京读大学，是全家的骄傲。由于家境困难，他甚至没有留下照片，仅有一个书包成为唯一遗物。其父母曾悲痛地说：“我们的孩子是到北京读书去的，书没有读成，命却丢了。”这句话，道出了无数遇难者家庭共同的心声。 37年来，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始终没有忘记失去亲人的痛苦。因为坚持讲述真相，我们长期遭受不公正对待，家庭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但我们依然坚持，以和平、理性的方式，继续寻求正义。 我们重申三项诉求： 一、公布“六四”惨案真相； 二、对遇难者及其家属给予合理赔偿； 三、依法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5年11月20日发表《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称赞胡耀邦：“他无私无畏，坚持有错必纠，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得到平反昭雪。”“在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充分展现了坚守信仰、献身理想的高尚品格，心在人民、利归天下的为民情怀，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探索精神，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公道正派、廉洁自律的崇高风范。他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