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狗红烧鸡翅膀

化学博士萧光琰在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工作，一九四九年想回中国。他刚刚结婚，妻子甄素辉在美国长大，不想回去，两人为此争了很多次。她说：“我连中文也不会讲，回中国干什么呢？现在是共产党当政，我们没有为共产党做过贡献，谁欢迎我们回去？”萧光琰认为把美国最先进的技术带回去就是贡献。他对妻子说：“如果你实在不想回中国，我就自己回去。”甄素辉让步了。 夫妇俩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回国，带着石油技术资料和大批图书。在北京短暂停留以后，萧光琰被分到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也就是后来的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石油部鉴定了他带回来的资料，认为对当时还很落后的中国石油工业有重大价值。炼油用什么催化剂，当时有争论，最后按他的方案用了铂，到六十年代用这个技术建成了大型工业装置。 回国才九个月，一九五一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了，针对的是高级知识分子。那时抗美援朝已经开始，从美国回来的人受到怀疑。先是有人不敢和萧光琰说话，接着有人在会上质疑他回国的动机。人们最不理解的是一句话：“你在美国生活条件那么好，为什么选择回中国？”他偶尔提起在美国的工作和生活，就被当作崇洋媚外批判。 他那年三十出头。有一次在会上听着根本听不懂的批判，他气得把眼镜都摔了。他认为批判无理，盼着有人出来澄清，没有人出来。他就给领导写信，凡事都要求有个说法。得不到说法，他好几天不去上班，在家闹情绪。领导不想明确回答，也无法明确回答，因为运动是他们领导的。有人看他常常呆坐着，说：“萧先生这样下去，可能会自杀。”有人说他用自己的头撞暖气片。为了安静下来，他有时吃很多安眠药。 运动过去，所里的领导认识到对他的猜测毫无根据，向他表示了歉意，还专门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萧光琰马上不计前嫌，又开始努力工作。不久女儿出生了，起名萧洛莲，小名洛洛。 白介夫一九五七年调到这个所当党委书记。他不懂化学，萧光琰用通俗的话给他讲什么是催化剂，又教他打网球，两家人经常来往。那年反右，相邻的大连工学院、大连海运学院频频向市委报捷，今天抓出几个右派，明天抓出几个，只有研究所无声无息。白介夫觉得再不抓右派，自己就要成右派了，召集党委会讨论了几次，定下右派名单，有研究员彭绍逸等人，他知道他们是冤枉的。萧光琰有了思想改造运动的教训，言行已经越来越谨慎。名单里没有他，他暗自庆幸自己没乱说话。 回国时他带来很多工具书，看到所里图书馆的书多已过时，就决定把自己的书交给图书馆。图书馆的人很高兴，说你把书拿来吧，我们会折价给你一些钱。这是客气话。他径直说：“你们看着办吧，象征性地给点就行。”美国书很贵，他收下了钱。用他捐的书，所里建起一个小图书馆。他根本不知道别人对这件事另有看法。 一九五八年“拔白旗，插红旗”，这件事在大字报上成了典型的资产阶级的贪婪，有人说他是奸商。大字报还批判他爱跳舞、爱打网球，有一张写道：“你拿着高额工资，几年来没有任何成果，你执行的是挂羊头卖狗肉、唯有理论高的白旗路线。”他找到白介夫说：“我哪里知道中国的规矩，不是等价，更不是盈利，而是象征性的收点钱，怎么就成了奸商？” 新年晚会上有一个活报剧，用侮辱性的语言和动作把他演成小丑，把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夸大了嘲笑。他对白介夫说：“我这样的人，如果人格被伤了，改造就慢了。” 各种运动不停，他和白介夫仍然一起打网球，两家仍然经常来往。甄素辉天天挤公共汽车到大连海运学院教英文，从不抱怨。在白介夫家里，萧光琰谈话时她从不插嘴，问到她，她就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就事论事地回答。 到一九六二年，所里开了青岛会议，接着搞“解疙瘩”，对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里的过火做法纠偏。运动里有过过激言行的人向萧光琰赔礼道歉，白介夫也向他道了歉。萧光琰很兴奋。他又常常请年轻人到家里，用水果、点心和糖款待他们，请年轻人教妻子学中文，让妻子教年轻人学英文。他的失眠也好了。 所里一九六四年承担国家急需的“大庆中油加氢裂化制取航空煤油和低凝柴油”攻关任务，他领导的三〇一组和另一个组合作，他为催化剂最后研制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当了侨联副主席，当了新成立的三室主任。那一年他找到白介夫，说想见一见十年没见面的哥哥，哥哥不能来中国的话，到香港见面也行；他希望哥哥也能来中国工作。哥哥当时在美国的保密单位任职。年底，白介夫调去北京。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萧家挤进了另外几家人，共用厨房、厕所，常常轮不上他们做饭，批斗回来只能喝口水，吃几块饼干。所里的大字报又推断，萧光琰回中国是想当特务。他回国以后，除了给哥哥写信，从没和国外的其他人来往过。洛洛那年十四岁，学校里把同学分成“红五类”“黑五类”，她是“黑五类”。一家人互相安慰，盼着情况起变化。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他们挺住了。 毛泽东一九六八年八月把姚文元送审的一篇文章改题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批示在《红旗》先发，各报转载并广播。文章里写：“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二十五日，他在派工宣队的通知稿上批了“照发”，通知里有一句“宣传队不要带武器”。工宣队进驻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清理阶级队伍在军代表和工宣队的领导下开始了，要挖的是每个单位里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叛徒。后来寻访这件事的王友琴记下，化学物理研究所有一百多人被指控为特务，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人全部都被指控为特务组织的成员，这些人被隔离审查，长期关押，遭受刑讯拷打。 工宣队十月五日派人把萧光琰抓进“牛棚”，同时抄了他的家，值钱的东西全抄走了，包括甄素辉父亲留给她的家传戒指，有人说那是孙中山送给她家的。 工宣队要的是成绩，抓出一个美国特务，在当时是很大的荣耀。萧光琰于是被搞成有背景、有组织的特务机构的成员，没有人去追究这特务是真是假。他们用当地话里“博士”的谐音，给萧光琰起了个外号叫“白屎”。从萧光琰的交代里挖不出特务活动，为了扩大战果，有人开始动武。工宣队里有一个人老是戴着八角帽，大家叫他“八角帽”，态度凶狠，动辄动手打人，每天拳打脚踢，还用“三角带”这种特制的刑具鞭打。“八角帽”的功劳越来越大。 审讯周而复始，问他：“你在美国挣那么多钱，生活那么好，为什么回到中国？你能把美国的资料弄到中国来，一定也能把中国的资料弄到美国去，你为美帝国主义搞了多少情报？” 他不断写检查、写揭发材料。写出来的东西工宣队不满意，他们要的是有轰动效果的揭发材料，逼他一遍遍地写。 同一个“特务案”里，研究员张存浩也被从家里押上汽车带走了。他的家被抄了七次，地板都撬开。他工资高，但孩子多，又买书、买公债，没有存款，审问的人问他家里为什么没有存款，说“一定是做了特务经费”。他十二岁的儿子张捷被叫去揭发，他们对孩子说：“你爸爸是特务。”儿子问，什么特务？他们说，你没看过电影吗？ 进了牛棚，专案组给张存浩一张长长的名单，叫他承认上面的人都是他们组织的“特务”。名单上有一个名字是“张捷”。他气糊涂了，想不到自己十二岁的儿子会在特务名单上，坚决否认认识一个叫“张捷”的人。为此他被打了一个晚上的耳光，说他“态度不老实”。他后来只对家人讲过这一件事：真是难以忍受，但是他想到了妻子和孩子，想到自己的家，他不会自杀。 毛泽东十月三十一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了一句话：“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这句话第二年元旦登在《人民日报》的社论里。说这句话的那天，萧光琰在牛棚里已经关了二十六天。 “八角帽”十二月六日又对萧光琰体罚。他精神特别坏，喃喃自语：“共产党的政策是给出路的……” 十二月十一日早上，专政队员喝令“牛鬼蛇神”起床，萧光琰没有起来。 他没有留下一句话。验尸的结果是服过量安眠药，巴比妥。他身上满是伤痕。他刚刚四十八岁。 工宣队宣布，这是阶级敌人走投无路时的选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他们贴出了“特大喜讯”，晓喻全科学院，决定“乘胜前进，深挖一切阶级敌人”。 甄素辉这时也被关了起来，在营城子农场劳动改造。当天下午，工宣队的人把她叫到所里，严肃地宣布：“反革命特务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他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你要继续交待。”她异常安静，没有哭。她看着丈夫的遗体，提出一个要求：准许她请两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见的孩子。请求被批准了，她当天回了家。 自从夫妇俩被关起来，洛洛一个人在家，无人照料。她曾经把自己的一张照片留给同学，在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永久的纪念。甄素辉和洛洛一起包了饺子，一起吃了饺子。几天后，人们发现她们的尸体，母女俩紧紧地相拥。 萧光琰死了，案子没有完。大连化学物理所、大连海运学院、大连运输公司、大连妇产医院组成了联合专案组，编了案号，把以萧光琰为中心的(三○一)特务集团案列为重点大案，内查外调，株连十一个单位二十六人，其中有和萧光琰交换过热带鱼的老理发员，有给他打过针的护士。他们说这是“清队的重大收获”，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搞不到一点像样的证据，三〇一案最后不了了之。办案人的功劳没有减。 大连化学物理所得到了上级的重视，不久成了毛远新亲自抓的典型，作为“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活样板，把经验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登的这个所的经验里写：“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发出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工人宣传队进驻大连化物所，同本所工人一起，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这篇文章说，要“努力把研究所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张存浩在牛棚里关了一年，文革以后当过这个所的所长。和他一起被指控为“特务”而死的七个人没有回来。七个人都被宣布是自杀的，他们的家属都认为他们是被打死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萧光琰的哥哥萧光灏从美国回来，要求见白介夫。他话还没开始，已经老泪纵横。萧光琰多次写信想见他，来中国也可以，到香港也可以，他自己的工作放不下，总以为都还年轻，将来见面的机会很多；萧光琰在信里从没讲过他的真实处境。他这次来，想看看弟弟一家走过的街道、工作过的地方，想谢谢弟弟的朋友，还想找回当年孙中山送的那个戒指。 白介夫很想说对不起。很多批判萧光琰的运动都是他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他不敢否定任何一次运动，也不敢说出自己真正想说的话。那个戒指，后来查出来是抄萧光琰家的人卖了，没有找到。白介夫写下这些事的时候已经八十多岁，打听不到萧光琰一家三口的骨灰在哪里。 ——白介夫《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第1—15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26、531、533、540、594页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第435—436页 ——李文钊《忆萧光琰先生对祖国石油科学研究的巨大贡献》，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咨询委员会网站，2012年 ——《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对着干——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总结办经验》，《人民日报》1976年4月6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