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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国际著名双标,西方媒体的傲慢一点没变。《经济学人》报道2005年波音CEO哈里·斯通塞弗时,表述是“应董事会要求因不当行为辞职”,2010年惠普CEO马克·赫德写的是“违反商业行为准则”,2019年麦当劳CEO史蒂夫·伊斯特布鲁克则标注“违反公司政策”,措辞都很克制;轮到黄仁勋,推文直接用“caught with his pants down”这种低俗羞辱的标题,还没有实锤就打上“中国间谍”标签。黄仁勋自己已经承认对妻子不忠,英伟达董事会也启动独立调查,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公司机密和国家安全受损。黄仁勋做错的地方该认,可同样性质的私事,对华裔报道尺度却天差地别,借着个人私事绑定族裔和科技竞争带节奏,这种两套标准,藏不住骨子里的偏见。
Jensen Huang is caught with his pants down economist.com/business/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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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勋事件让我们看清了英国人种族主义的底色。
FT和Economist这两个媒体,一直是英国人在全世界玩洗脑操控、认知战、信息战的马前卒和重要工具。
它们一直将自己包装得很高大上,不过这次在黄仁勋事件中完全暴露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可惜,现在已经不是大英帝国的天下,玩信息战也由不得他们了。
就像大英帝国早就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一样,这两份媒体也早晚被世人唾弃。黄仁勋事件也将成为这一进程的重要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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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得相当卖力,但是实际情况恐怕比这简单得多。
这是满族习俗的辐射,在所谓的东北汉人产生之前,萨尔浒之战的朝鲜战俘撰写的《建州见闻录》就已经记载“父死则子妻其母”,这种习俗直到天聪五年才被皇太极的诏书禁止,但是文化是具备惯性的。
东北人的风俗观念,为什么和关内汉人完全不是一套?
最近很挺多朋友讨论了一个细节:同样是汉人群体,东北对“小叔子娶寡嫂”这类收继婚包容度,明显比华北、江南、华南宽松。
这不是东北“礼法淡薄”,而是东北汉人社会成型的时间与路径,和整个传统中国完全错开了。
关内所有汉地,是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农耕宗法社会。宗族、祠堂、族田、祖训、乡绅礼法,从秦汉到明清层层沉淀,婚姻伦理与家庭禁忌早已固化。东北不一样。东北的汉人社会,是近代才真正长起来的。
一切始于1668年。清廷正式强化柳条边封禁,将东北划为八旗龙兴之地,严格限制汉人出关垦荒定居。从那时到1860年,将近两百年时间里,中原、江南早已是成熟稳定的宗族村落社会,尊卑礼法、婚俗禁忌代代传承;而吉林、黑龙江大部分地区,几乎没有稳定的汉人聚落,没有完整的宗族体系,也没有深厚的乡土礼法积淀。清中前期东北腹地方志里,常见的记载是无大族、无祠堂、无成文乡规。
东北真正的大规模汉人开发,起步极晚。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边疆压力剧增,逐步废除封禁,对汉民放垦。此后尤其是光绪年间到民国初期,闯关东进入高峰。近代移民史研究已有共识:这一轮移民几乎没有举族迁徙,全是山东、河北等地的灾荒流民、单身劳力或夫妻小家庭逃难北上。他们不带族谱、不带族产、不带宗族长老,也不带完整的礼法体系。
落地东北的这批人,从第一天起就缺少宗族束缚。关内人守婚俗、守伦常,是因为身后有家族、祠堂、乡邻、祖训层层约束;而清末东北地广人稀、生存压力极大、劳动力极度稀缺,孤儿寡母难以独立支撑是常态。于是在关内被宗族礼法严格禁止的收继婚与近亲帮扶重组,在垦荒年代更容易成为务实的生存选择。没有宗族审判,没有族规惩戒,只有邻里抱团活命。
这就埋下了东北风俗最核心的差异:关内伦理是千年礼教惯性,东北伦理是晚清边疆生存惯性。
更重要的是,东北没有经历传统乡土社会缓慢固化的过程,而是在近代接连被外部力量重塑。1930年代至1940年代中期,东北在较短时间内推进了工矿、铁路与城市建设,大量乡村人口进入城镇和产业体系。原本就薄弱的乡村宗族纽带进一步被削弱,社会更快地转向以组织化和集体协作为主的形态,失去了慢慢长成传统宗法乡土社会的机会。
建国以后,农垦、矿区、重工企业和单位制又全面接管了基层秩序,进一步淡化了宗族与乡土礼法的影响。
最终成型的东北文化,是多层叠加的结果:晚清华北流民的务实民风,边疆环境中少繁文缛节的开放气质,近代工业与城市扩张的冲击,以及后来单位制社会的深度重塑。
反观关内汉人社会,是从汉代、唐代、宋代、明代一路沿袭下来的、连续两千年的宗法礼教体系。关内人的道德观、婚恋观、家庭观,往往带着浓重的宗族脸面、祖制禁忌和乡土规矩;东北人的底层逻辑,则是百年拓荒、无深厚宗族可依、集体协作、现实优先。
一个是千年沉淀的古老乡土社会,一个是1860年前后才真正大规模成型、又在近代接连被重塑的年轻社会。时差两百年,路径完全不同,风俗自然不可能一样。


































